诗酒精神 精装

诗与酒，既是抒怀寄意的媒介，也是文人心灵的寄托。 

1. 《诗酒精神》以《诗经》《楚辞》以及李白、苏轼、辛弃疾等人的涉酒诗词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中国古典的诗酒精神。
2. 在诗情与酒意之中，阐发中国传统文人对人生意义和历史迁变的追问；在吟咏与酣畅之间，体味中国传统文人独有的生命情怀与放达境界。
3. 诗酒是传统中国更为广泛的文化现象，也是理解传统文人思想世界的重要入口，《诗酒精神》分析与展示作为文化现象的诗与酒，解读与呈现其中蕴含的思想世界，有助于中国思想史研究进路的可能性拓展。 


 

朱承，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兼职教授、同济大学经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秘书长、上海市儒学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中国哲学、政治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出版有《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信念与教化—阳明后学的政治哲学》《儒家的如何是好》《治心与治世—王阳明哲学的政治向度》等著作，另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多个课题，曾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青年奖以及上海市哲社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奖励。

本书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涉酒诗词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古典的诗酒精神。诗酒精神是以诗歌艺术的形式，借饮酒之事来表达对宇宙人生、性与天道的认识，实现“艺”与“道”的结合。传统文人围绕“酒”进行的诗歌创作，从早期的礼仪生活和秩序精神的展现，演变成后来的文人个体心性、情怀、志向的反映，乃至对于历史的追思与扣问。在传统诗酒精神中，诗人们活在当下的现实感、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不慕名利的洒脱情怀，参与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塑造，对于中国传统士人心态产生了影响。文人的诗酒意象，呈现他们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感性维度，也展示了传统知识分子思想世界中的非理性气象。对于诗酒及其蕴含的思想维度的探究，是思想史泛化书写的一种表现，在一定意义上，或可拓展中国传统思想史研究的进路。 

代序：得“意”忘“酒”
应须美酒送生涯：诗酒中的美好生活
且以酌醴：饮酒活动与公共生活
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的哲学之维
酒醒却咨嗟：苏轼的诗酒精神
身世酒杯中：辛弃疾的诗酒情怀
古今多少事：诗酒中的历史意识
后记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世界变动不居、韶华一去不返。在李白看来，人既然认清了追求永恒、追求来世或者回到美好的过去是一场徒劳的苦役，不如放下担负，顺应世界之变，珍惜当下，及时追求现世的欢愉。正如李白在另外一段文字里所表述的：“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花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李白认为，光阴不为任何人停留，浮生若梦，死生不定，不能辜负良辰美景、桃花烟柳，所以应该顺应天序，及时“为欢”，秉烛夜游、坐花咏诗、痛饮金谷、飞觞醉月，将欢娱进行到底。李白的这种“顺应”的达观人生态度，在《将进酒》里，更是有着充分的表现。具体来说，其物来顺应的人生态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顺应人生的情势。人的一生总是会因为世事人情而遭遇到各种情绪，李白更是一位情绪敏感的诗人，当他不得意时，他要举杯消愁、散发弄舟，“乱我心者，今日之日不可留……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作为一个重视生命感受的人，李白总是顺应情绪的变化，用自己的行动将情绪释放出来。所以在《将进酒》里，他自觉人生得意时，要及时将人生的欢愉表达和释放出来，展现生命的美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李白：《将进酒》）。李白认为，人不必以理性的计较、利益的考量来拘束生命的本质，不能将自己的奔放生命束缚在蝇营狗苟的生活算计中。自然的生命有追求欢悦的冲动，应该顺从这种本性实现自我的欢愉，要如王羲之所说“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王羲之：《兰亭集序》）。古典诗歌里所表达的个性解放的气质，顺应情绪的变化，尊重个体的生命感受，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庄子曾说：“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庄子·应帝王》）在庄子那里，内心不系于外物，不刻意文饰和扭曲自己的心志来应对事务，才是自然正道。宋儒程颢也曾在答复张载的《定性书》中说：“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程颢也主张将“顺应”作为处世的根本方式。所不同的是，李白的“顺应”更多的是“率性而为”，顺从自己的生活感受，而庄子的“顺应”是无为而顺，程颢的“顺应”则是“公其心顺天下之物”，各有侧重。李白对于生活感受的顺应，既有其怀才不遇而索性对自己的放纵，更多也有对于宇宙人生、性与天道的通透体认后的自在之感，他认为，人生只有顺应内在的感性欲求并及时行乐，才是真正体认了“天道”。无论是庄子、李白还是程颢，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顺应”都是中国思想对于“性与天道”体认后的不同反映，不过，李白的“顺应”观，往往是为期望人们积极参与康济群生、修己安人的社会和伦理活动之正统儒学所不能接受的。
第二是顺应才性的发展。才性是人的自然禀赋和后天文化养成并在使用过程中展现的能力之综合体，“性”是人的内在本质，“才”是在具体的生活场景运用中所体现的能力。自然给予人的禀赋有所不同，在生活中能否才尽其用也各随际遇。但不管人有什么样的才性，总归会发挥一些作用，关于才性之“用”的问题，前有庄子，“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庄子·人间世》），要么是《逍遥游》里大觚的“无用之大用”，要么是“不材之木”的保全生命，“是不材之木。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庄子·人间世》）。后世有明代“异端”李贽所谓“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这些都与“天生我材必有用”遥相呼应。李白在诗中认为，如果不论一时一地的得失，人们的才性必然会得到其妥当的运用，不管有多少失去的东西，最终也可能会以各种形式予以回报，所以人应该乐天安命。于是，李白表达了这种怀才不遇式的典型“自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将进酒》）在自己的才华没有施展和用武之地，个人处在生活窘困之际，抱怨、哀叹对于生活于事无补，不如怀有一种乐观的心态，静待生活处境的转圜。这种顺应观，当然能够安抚人心，但是也会成为很多人逃避现实、自暴自弃的借口。庄子的顺任自然，在一定意义上放弃了人的社会责任和伦理义务，呈现出完全顺应自然乃至无为的精神状态。但李白这里的“顺应才性”，实际上还期待着回报，“必有用”与“还复来”，其实是希望放任自己并相信自己能够得到回报，隐然有凌云之气。故而，在一定意义上，李白这里的表达具有两重含义，一是不孜孜计较于一时一刻的得志与财富，并以此顺任自己的才性发展，不能因为某时某刻的需求而扭曲自己的人格与才情，从而获得短暂的利益；二是要坚信自己的才性一定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也会得到物质利益上的回报，因此也不能完全丧失生活的信心而变得一蹶不振并郁郁寡欢。这两重含义，实际上都是为了下面几句诗所表达的“及时行乐”做铺垫的。换言之，劝慰他人和自己要顺应才性的发展，相信自己定会得到恰当的施展，实际还是为了“及时行乐”寻找恰当的借口。
第三是顺应眼前的处境。处境或者情境指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具体情况，比如孟子说“彼一时，此一时也”（《孟子·公孙丑下》），就是指的人所在的具体情景对于人的行为的直接影响。在酒宴上，人们酒酣耳热，尽兴畅饮，在这种处境下，李白劝说他的朋友们要“乘情直往”，在酒局上汪洋恣肆的饮酒纵歌：“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李白：《将进酒》）这里的“烹羊宰牛”来自曹植的酒局，“置酒高殿上，亲交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曹植：《箜篌引》）。在这个酒局上，曹植也是呼朋唤友、大快朵颐、酣畅饮酒。“三百杯”则来自另一场著名的酒局，《世说新语·文学》记叙郑玄在自旦至暮的酒局上，在三百余人的“奉觞”下，顺应情境，痛饮三百杯而面不改色。李白化用这两场历史上著名的酒局，来说明在这种情境下，必须要顺应情势、乘兴而饮。个人生命精神的放纵，在宴饮的局面下，不再受到限制，而是得到彻底展现，这种“杯莫停”的亢奋以及“长醉不醒”的沉沦，是个体生命的真实展露。《将进酒》里的狂饮、放歌的行乐，给参加宴饮的人带来精神上的欢愉和肉身上的放松。这种狂放的生命精神，正是中国思想里自由不羁、热烈奔放之精神状态的写照，是中国文人传统中的非理性气象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另外一种向往，与儒家所倡导的礼仪、道德、伦理和秩序完全不同，与道家的清静、无为、寡欲也存在巨大差异，形成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所特有的“诗酒精神”，以诗意的方式来渲染饮酒对于美好生活的意义，并通过饮酒来表达对于人生、社会和历史的感怀。
（摘自《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的哲学之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