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文集•第5卷•中国圣书（五）：道德经、庄子（上） 精装理雅各文集

著名汉学家理雅各耗时十余载
评介东方道学经典《道德经》与《庄子》 

1879至1891年间，理雅各以深厚的汉学功底为基、严谨的治学精神为纲，耗时十余载对《道德经》《庄子》等核心道家典籍展开系统性译介与深度注解——从逐字考证“道”“自然”的语义源流，到梳理道家哲学与道教文化的内在关联，终使原本在西方鲜为人知的道家智慧，逐步走进学界视野、引发广泛关注。 




    

本卷收入由理雅各译注的《中国圣书》第5卷《道教文本》(上)，包括《道德经》《庄子》（第1-17篇），并将序言、导论译成中文，辅以费乐仁（Lauren F.Pfister）所撰导读。
理雅各所译《道教文本》为英语世界早期极为重要的道教文献英译本，迄今仍在西方汉学界备受重视且广为研读。 

在《东方圣书》第三卷（1879）的“序言”中，我曾说过，为了展现道教的学说体系，我会呈上老子《道德经》（公元前 6 世纪）、
《庄子》（公元前 4 世纪中叶至前 3 世纪）及《太上感应篇》（11 世纪）三部作品的译文；也许还会附上该体系内的其他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
如今这两卷书到了读者手中，多年前许下的诺言，总算得以践行。本书包含上述三部作品的详细译文，且在附录里收录了四篇道教经文；林西仲对《庄子》部分篇章的分析；《庄子》书中重要故事的列表；还有中国两位最杰出学者的两篇文章，一篇写于586 年，介绍当时的道教信仰，另一篇写1078 年，专论《庄子》四篇真伪存疑的篇章，其天才论断经常为后人所称道。书末的索引则列出了书中涉及的专名。关于各篇目的主题，读者可参看本书“导论”中《庄子》诸篇的介绍，及各附录前的导读说明。
《太上感应篇》向我们展现了11世纪道教的道德伦理面貌；前面两部著作，更应看作是哲学思索，而非宗教（在这个术语的一般意义上）。直到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后，道教才组建为一个具备男女道士、造像和仪轨的宗教。虽如此，它仍保留了自己特有的一套迷信：有些是从上古流传而来的，如认为以修道为人生原则即可以延年益寿，另一些则产生于周朝衰朽之际，后又发展壮大——其中，有占卜预言的，有学炼金术的，有寻求长生不死之方的，有研究占星学的，最后，还有传扬恐怖的炼狱与无间地狱的。其语汇不断变化，到今天它之所以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则更多是作为佛教的一种低层次变种，而非老、庄思想的延续。由于受了佛教的影响，对立于儒家系统的道教得以流传至今；而儒家虽承认至高存在，但其教义根基在于对人性的研究，在于从每个人得以安身立命的道德、社会原则出发，人人都当肩负己任。
直到本世纪（19世纪），道教文本才受到应有重视。公元7世纪，聂斯托利派传教士（Nestorian missionaries）将基督教传入中国， 即为景教；景教入华150年后，即公元78年，景教徒于西安府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从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熟悉老子、庄子的作品如同熟悉帝国通行的儒家文献一样，但景教所留下的唯一纪念物就是这块碑了。13 世纪，罗马天主教廷首次派遣传教士进入中国，至于他们留下过什么文字上的东西，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天主教能够延续至今的大规模传教活动始于16世纪末；如今，东印度公司尚存一部拉丁文《道德经》，马修·瑞柏（Mathew Raper）先生把它带到了英国，并于1788年1月 10日呈给了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他本人是学会的会员。该手稿保存完好，但不知译者为何人。如“导论”第12页所言，手稿由“来自耶稣会的宗座传教士”梁栋材赠送给瑞柏先生。译者（或译者们）的主要目标是揭示“至圣三一性以及道成肉身之上帝的神迹，在古代是为中华民族所知的”。译本总体上没有什么价值。读者可在第115—116页找到对《老子》第七十二章的解释，这也是该书首次出现在印刷品中。
新教在中国的传教始于1807年，但直到1868年，新教传教士湛约翰博士才出版了《老子关于形而上学、政治和道德的思辨》（The
Speculations on Metaphysics, Polity, and Morality of“the Old Philosopher”, Lau-Tsze）。另外，雷慕沙（Abel Rémusat）于 1823 年出版了《老子生平及观点：一位公元前 6 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其所传观点通常被归为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一派》，该书引发了全欧洲的兴趣。雷慕沙的继任者从他那里听了第一堂中文课，后来成为了一位真正堪称伟大的汉学家，这便是已故的儒莲。他于1842年出版了“这部经典之作的首个全译本，该书有理由被视为全部汉语文献中最深刻、最抽象也最难懂的一本”。湛约翰的译本也是全译，但其译注——无论是原创的还是征引自中国典籍的——都远少于儒莲提供的批注。两年后，莱比锡出版了两个德语译本——分别由普兰克纳和史陶斯译出，两个版本差别很大，但都体现出译者的原创性和学术能力。
前面说过，我自己于1879年开始翻译《东方圣书》的“道教文本”部分，后来就有了这两卷书；由于我在翻译“儒教文本”之余忙里偷闲，到1880年底，我已翻出不止一个版本的《道德经》。我虽对这一结果不尽满意，但自认为尚有资格在1883年7月的《英国季评》（British Quarterly Review）上撰文表达自己对于《道德经》的总体观点。
1884年，福斐礼先生在上海出版了一个译本：《道家文本：伦理、政治及思辨诸方面》（Taoist Texts: Ethical,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全书共十部分，《道德经》居首，且篇幅最长。他的译本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此前的所有译本。英国驻中国领事馆的翟理斯先生，曾在《中国评论》1886年的3、4月号上猛烈攻击过这一译本以及湛约翰的译本。翟理斯亦不时将矛头对准儒莲和我本人，但他那篇文章的主旨是质疑《道德经》本身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他说：“这部作品无疑是伪作。其内容的确有很多是老子的原话，但更多则是老子从未说过的。”我同样在《中国评论》1888年的1、2月号上撰文，仅就一些有必要澄清的问题回应了他，其摘要可见本书“导论”的第二章。老子是中华民族最具独创性的思想家之一，《道德经》是老子的真迹，对此我从未有过片刻的怀疑。

                    ——摘自《理雅各文集》·第5卷·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