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发展实践经验报告（2015—2020） 平装

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暨《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为未来进一步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与女童权能提供借鉴。

 

一、研究缘起
1995 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下简称“95 世妇会”）在北京召开。论坛围绕“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的主题，就妇女与贫穷、妇女的教育和培训、妇女与健康、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妇女与武装冲突、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权力和决策、提高妇女地位的机制、妇女的人权、妇女与媒体、妇女与环境、女童等12个重大关切领域展开专题讨论。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了大会文件《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动纲要》（以下简称《行动纲要》）的制定。1996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决定每五年进行一次审查，评估《行动纲要》的执行情况，并提出未来的行动倡议。自此，在国际层面、区域层面和国家层面评估95 世妇会以来的性别平等进程成为国际惯例，各国政府、各级各类民间组织都是评估工作的积极参与主体。
在中国，除了国家层面的评估报告，专家学者、民间组织也积极参与了95 世妇会召开10 周年、20 周年的回顾评估工作。例如，“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GAD）网络组织专家完成了《中国妇女发展报告（95+10）》；柯倩婷等专家学者编写的《中国妇女发展20年：性别公正视角下的政策研究》从12个关切领域考察了我国性别平等政策的执行过程和落实效果。
2020年是95世妇会召开25周年的纪念年，虽然当时全球处于新冠疫情的笼罩下，“北京+25”的评估活动在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照常开展。在联合国层面，联合国妇女署于2020年3月发表了《北京会议召开25年后妇女权利审查》报告，指出各国在实现性别平等方面的进展缓慢且非常不均衡。在区域层面，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于2019 年11月在曼谷召开了“北京+25”审议亚太部长级会议，敦促亚太国家将性别平等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与财政预算等决策进程，增进与可持续议程的融合发展。在国家层面，中国政府向2020 年3 月召开的联合国第六十四届妇女地位委员会提交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暨〈北京宣言〉与〈行动纲要〉通过二十五周年国家级综合审查报告》，总结了过去五年内中国在性别平等领域取得的成就以及对挑战的应对策略。在民间，一系列与“北京+25”有关的学术研究也已付梓。例如，2020年，《山东女子学院学报》开设北京世妇会25周年专题研究栏目，一批专家学者就性别暴力、妇女与和平、妇女与科技、妇女的人权等议题展开回顾与评论。《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也开设了“北京+25”系列笔谈栏目，诸多专家学者从理论反思、性别与社会以及回顾与展望三个维度对95世妇会以来中国妇女的发展变化和妇女研究状况进行了探讨。但是，民间对于“北京+25”的评估多散见于各类学术期刊平台，尚未有将各个专题汇报集结成册的汇编版本。因此，本书延续民间参与95世妇会以五年为周期开展回顾和评估工作的传统，将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汇集成册，以回顾我国妇女发展在2015—2020年间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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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发现
本书各章涉及不同妇女发展议题，各章作者总结了近年来我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重点领域的进展与成就、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与挑战，关注了良好实践的本土性与创新性，并提出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建议。
第一章是“社会性别与中国反贫困实践”。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扶贫政策，从小规模的救济式扶贫到综合性的开发扶贫，极大地减少了贫困人口。特别是自2012年以来，中国进入了精准扶贫的新阶段。精准扶贫惠及妇女，通过在制度
层面将妇女脱贫发展纳入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发挥妇联组织作用、调动妇女参与的能动性、组建多元化的支持网络，我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减贫经验。但是，减贫工作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比如，在贫困测量统计和减贫项目执行过程中缺乏性别敏感度、妇女在社区决策中参与度不足、民间组织参与困难，以及社区和家庭层面的传统观念和结构性障碍使得减贫工作强化了某些性别刻板印象。基于上述发现，本章提出五点建议：建立分性别统计制度和贫困监测指标以及评估制度；将社会性别敏感纳入扶贫与民生制度设计和实施；加强部门协调，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关注农村妇女、单亲家庭女户主等脆弱女性群体；以及重视民间组织参与。
第二章是“妇女与教育”。妇女教育在中国取得了显著进展。根据《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国在教育成就方面得分为0. 973，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各级教育中，女学生的入学率和受教育年限均显著提高。义务教育基本实现男女平等参与；女性高等教育受教育人数持续增长，女性在接受本专科教育的学生中占比已经超过50%；职业教育与特殊教育齐头并进。但女性在教育领域仍面临三个方面的主要障碍。首先，残障女性、农村女性、留守女童、少数民族女童等弱势女性群体作为受教育者的平等权尚未得到充分保障。其次，性别平等教育仍然欠缺，教材、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中的性别意识有待提高。另外，在教育环境中因性别导致的伤害屡见不鲜，校园欺凌、教师性侵未成年人以及高校性骚扰造成的恶劣后果在近年来受到社会关注。针对上述问题，政府及民间组织积极应对，良好实践经验包括：在省市级别建立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公检法、教育部门、专业社会服务机构等不同部门和社会力量协力应对性侵未成年人问题，以及民间组织发挥专业性提供性别教育课程等。基于上述发现，本章建议，为了进一步推进性别平等教育，需要构建纵横交错的行动网络。在纵向上，应将地方性的分散实践整合进国家整体性法规政策体系。在横向上，需确保政府主导，各部门间通力协作。此外，还需制定针对特定群体的具体政策，关注多重不利地位女性的需求。最后，推动性别平等教育需要在政策制定、教育内容、教育环境等多个层面进行全面细致的改进，以消除性别歧视，实现实质性的性别平等。
第三章是“妇女与健康”。近年来，中国在妇女健康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孕产妇死亡率显著下降，“两癌”筛查覆盖面扩大，消除母婴传播传染病取得显著成效。互联网新媒体平台上的妇女健康知识科普使得妇女健康知识得到广泛传播。然而，妇女健康问题仍然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尤其是在农村和贫困地区，妇女的健康状况与城市存在明显差距。从政府到民间组织对女性健康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女性生殖健康方面，对女性作为“全人”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女性心理健康问题关注不足。此外，环境污染、职业危害等外部因素也对妇女健康构成威胁。面对这些新挑战，民间组织积极响应，深入基层社区开展调查研究并提供服务，在回应弱势女性需求与应对妇女健康领域新兴问题上表现突出。本章建议全面关注女性健康，从全生命周期、生理与心理健康等多维度维护妇女健康。同时，应当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和妇幼卫生发展的不平衡，发挥政府职能，调动民间组织合作，拓展妇女健康事业的广度与深度。
第四章是“基于性别的暴力”。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性骚扰、网络性别暴力等问题，近年来，中国在立法、司法实践、政策推动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在立法层面，我国加大已有法律法规遏制和惩处性别暴力的力度，规定了性骚扰的认定标准，还建立了针对具体性别暴力类型的专门法律。在司法实践层面，最高法、最高检通过发布典型案例规范指导了性别暴力案件的处置。有关部门也相继颁布了治理性别暴力问题的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妇联系统在为受暴妇女儿童提供社会救助方面表现突出。但反性别暴力工作仍面临一些问题，比如，对多重脆弱性或交叉性的关注不足，对少数民族妇女、老年妇女、残障妇女遭受的性别暴力问题缺乏重视。另外，针对性别暴力问题的政策缺乏有效执行，针对性别暴力受害者的综合性社会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健全。传统性别规范、性别刻板印象等观念仍然影响着对性别暴力幸存者的救济。目前，我国民间力量积极参与性别暴力治理，民间组织的反暴力实务工作呈现出专业化和合作化特点，与政府深入互动，在多部门反性别暴力合作中促进不同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之间的黏合沟通。同时，民间组织还积极进行倡导型调查和跟踪式调查，积累经验案例，为反性别暴力机制的制定建言献策。本章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民间组织在参与反性别暴力工作中切实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另外，应当关注性别暴力治理工作的整体性与系统性，不仅应当强化对性别暴力幸存者的救济，也应当关注潜在受害者，为其赋权增能。最后，应在国家或法律等层面明确性别暴力与歧视的概念，并增强对交叉性问题的关注。
第五章是“就业中的性别歧视”。近年来，中国持续完善消除就业歧视的立法和政策措施，妇女就业规模扩大，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务员比例增加，女性参与企业管理的比例也有所提升。但是，妇女在就业中仍面临诸多挑战。招聘过程中的性别歧视依然存在，用人单位在招聘信息中限制性别、提高对女性求职者的要求以及询问女性的婚姻和子女状况的做法屡见不鲜。性别歧视不仅存在于招聘阶段，还体现在职业发展和薪酬待遇上。此外，全面推行两孩政策后，由于配套措施尚不完善，女性在就业市场中面临的困境更为复杂。流动妇女、残障妇女等弱势女性面临更大的就业困境。针对就业性别歧视现象，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仍然有待完善，受害者面临维权渠道不明和维权困难的问题。应对上述问题，一系列创新和本土化实践经验值得借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从社会责任的角度，通过在行业准则中纳入反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的有关规定，积极引导企业维护工作领域中的性别平等。民间组织参与反就业性别歧视跨部门合作，与地方行政部门、工会、妇联等机构联合组建促进平等就业专门机构。另外，人民法院还通过司法裁判保障和宣传就业平等。基于上述观察，本章建议，首先，加强现有反歧视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实施力度，建立相应的制度实施评估机制和促进性别平等的专门机构与配套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和完善反歧视法律法规。其次，应当完善就业和抚育支持性措施，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另外，还应考虑性别歧视的交叉性后果，全方位加大保障特殊弱势女性的就业权。

吴利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兼任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性别研究、社会组织、社区发展。在社会性别研究领域，近年来主要关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以及性别关系的演变，特别是社会大众的性别平等价值观、多元性别群体的生存境况、反家庭暴力的服务模式等议题。

本书以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我国的法律政策为参照，聚焦中国本土关注的议题，选择我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的国别报告中优先处理的五个事项中的四个——消除妇女贫困、遏制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保障妇女和女童接受公平的优质教育、全面推动妇幼健康事业发展，并补充了广泛受到社会关注的“就业中的性别歧视”这一主题，构成全书的五个主题。围绕这些主题，本书从宏观政策理论背景、成效与进展、问题与挑战、良好实践案例总结、对策与建议等几个方面，总结提炼了2015-2020年间社会性别领域实践者在不同议题下行之有效的做法，旨在为未来进一步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与女童权能提供借鉴。

致谢
本书作者
前言
一、研究缘起
二、研究视角、议题与方法
三、研究发现
四、总结与展望
第一章 社会性别与中国反贫困实践
一、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贫困概念
二、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中国精准扶贫政策
三、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民间反贫困实践
四、对策与建议
第二章 妇女与教育
一、宏观态势与政策愿景
二、妇女教育取得的成效与进展
三、问题与挑战
四、良好实践案例总结
五、结论与建议
第三章 妇女与健康
一、背景介绍
二、中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对妇女健康事业的推动
三、中国健康促进事业取得的成就
四、妇女健康的问题和挑战
五、结论与建议
第四章 基于性别的暴力
一、背景介绍
二、 中国反对性别暴力的工作：进展与问题
三、民间反对性别暴力的行动与贡献
四、关于促进民间参与性别暴力治理的建议
第五章 就业中的性别歧视
一、回顾与进展
二、我国性别歧视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三、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的良好实践
四、对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