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导读 精装鲍鹏山作品系列

“百家讲坛”主讲嘉宾鲍鹏山解读《大学》《中庸》的全新之作。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儒家经典“四书”，包含了儒家对宇宙、社会、政治以至个人道德生活的整体理解和主张，是中国人精神世界和信仰世界的总阐述。其中，《大学》《中庸》这两篇厕身《礼记》的文章被推崇而终至于单列，有其自身的逻辑。《大学》讲“大人之学”，学“修齐治平”之道；《中庸》则重在阐释道德主体性之建设。《大学》言人格之大，《中庸》言人性之中，这两方面是人的主体性不可或缺不可戕残的基本内涵，共同构成儒家思想中关于人的主体性的内容。


 

鲍鹏山，文学博士、作家、学者。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文史馆馆员，央视《百家讲坛》《典籍里的中国》、上海电视台《东方大讲坛》、山东卫视《新杏坛》等栏目的主讲嘉宾。浦江学堂、花时间读书社、学商书院创办人。出版有《寂寞圣哲》、《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风流去》、《孔子传》、“水浒系列”（《鲍鹏山品水浒》《鲍鹏山新批水浒传》《江湖不远》）、“孔子三来”（《孔子如来》《孔子归来》《孔子原来》）、“经典导读系列”（《〈论语〉导读》《〈道德经〉导读》《〈大学〉〈中庸〉导读》《〈孟子〉导读》《〈孟子〉开讲》）等著作三十多部。《光明日报》、《中国周刊》、《美文》、《寻根》、《走进孔子》、《中学生阅读》（高中版）等多家报纸杂志的专栏作者。

儒家“四书”，是古代中国人精神世界和信仰世界的总阐述。其中，《大学》申“大人之学”，讲修齐治平，是人格之学、成人成事之学；《中庸》重“君子之道”，讲君子时中，是心性之学、道德人性之学。《大学》言人格之大，《中庸》言人性之中。这两方面都是儒家思想中关于人的主体性不可或缺、不可戕残的基本内涵。本书作者鲍鹏山，力辨版本，阐译今文，条列注释，穷究原义，领读者深读二书、精读二书、品读二书，再焕古典光彩，重申圣言深义。

例言
导言
《大学》导读
《大学》引
　　经一章
　　传一章（释明明德）
　　传二章（释新民）
　　传三章（释止于至善）
　　传四章（释本末）
　　传五章（释格物、致知之义）
　　传六章（释诚意）
　　传七章（释正心、修身）
　　传八章（释修身、齐家）
　　传九章（释齐家、治国）
　　传十章（释治国、平天下）
《中庸》导读
《中庸》引
第一篇
　　1.0（总纲一） 天命之谓性
　　1.1　仲尼曰中庸
　　1.2　子曰中庸其至
　　1.3　子曰道之不行
　　1.4　子曰道其不行
　　1.5　子曰舜其大知
　　1.6　子曰予知
　　1.7　子曰回之为人
　　1.8　子曰天下国家
　　1.9　子路问强
　　1.10　子曰素隐行怪
第二篇
　　2.0（总纲二）　君子之道费而隐
　　2.1　子曰道不远人
　　2.2　君子素其位而行
　　2.3　君子之道
　　2.4　子曰鬼神之为德
　　2.5　子曰舜其大孝
　　2.6　子曰无忧者
　　2.7　子曰武王周公
　　2.8.1　哀公问政
　　2.8.2　天下之达道五
　　2.8.3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
　　2.8.4　凡事豫则立
第三篇
　　3.0（总纲三）　自诚明
　　3.1　唯天下至诚
　　3.2　其次致曲
　　3.3　至诚之道
　　3.4　诚者自成
　　3.5　故至诚无息
　　3.6　大哉
　　3.7　子曰愚
　　3.8　王天下有三重
　　3.9　仲尼祖述尧舜
　　3.10　唯天下至圣
　　3.11　唯天下至诚
　　3.12　《诗》曰
附录
　　附录一　《大学》《中庸》的编纂与成书（衣抚生）
　　附录二　《大学》《中庸》字数统计明细
　　附录三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儒家经典“四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信仰的儒学，唐以前，以“五经”为经典，《论语》和《孟子》并未正式列为“经”，《大学》和《中庸》也只是《礼记》中的两篇，没有获得独立的、特殊的地位。“四书”概念之正式确立归功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是其标志。其中，《大学》《中庸》中的注释解析称为“章句”，《论语》《孟子》中的注释解读因为采集了历代一些学者的说法，称为“集注”，后人合称其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
朱熹把这四本书合为一体而注释之，是因为朱熹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既然这四本书分别与圣人（孔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有关而自成“圣学”体系，一以贯之，理当合为一体。
“四书”包含了儒家对宇宙、社会、政治以至个人道德生活的整体理解和主张，是中国人精神世界和信仰世界的总阐述，所以朱熹说：“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朱熹之后，中国教育和学术重“四书”胜过“五经”，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主要科目，“四书”遂成为中国文化传承文明延续的主要载体。
《大学》《中庸》这两篇厕身《礼记》的文章被推崇而终至于单列，有其自身的逻辑。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就推崇《大学》与《中庸》，陈寅恪《论韩愈》曰：

盖天竺佛教传入中国时，而吾国文化史已达甚高之程度，故必须改造，以蕲适合吾民族、政治、社会传统之特性，六朝僧徒“格义”之学（详见拙著《支愍度学说考》），即是此种努力之表现，儒家书中具有系统易被利用者，则为《小戴记》之《中庸》，梁武帝已作尝试矣。（《隋书三二经籍志》经部有梁武帝撰《中庸讲疏》一卷，又《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然《中庸》一篇虽可利用，以沟通儒释心性抽象之差异，而于政治社会具体上华夏天竺两种学说之冲突，尚不能求得一调和贯彻，自成体系之论点。退之首先发见《小戴记》中《大学》一篇，阐明其说，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即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退之固是不世出之人杰，若不受新禅宗之影响，恐亦不克臻至此。

陈寅恪正确地指出了韩愈（字退之）道统之说及其对《大学》《中庸》的独具只眼的推崇，都是一方面为了抗衡佛教思想，一方面又由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起意建立了儒家之道（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儒家道统的建立动机上出于佛教的刺激、方法上模仿袭用佛教的经籍传习和统绪传承，即使《大学》《中庸》这两篇文章受到重视乃至最后单独成书而有“四书”之目，其实也是因应佛教的挑战而作的应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