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政治论

<FONT size=3><STRONG>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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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2000年先后分九辑印行了名著三百六十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辑。到2004年底出版至四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末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3年10月


　　霍尔巴赫(1723—1789)是法国18世纪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战斗的无神论者。他也是法国“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的主要撰稿人。

　　霍尔巴赫有大量著作传世，其中著名的有《自然体系》、《被揭穿了的基督教》、《袖珍神学》和《健全的思想》等书。这些著作对于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曾经起过重要的影响。

　　《自然政治论》全名是《自然政治论或治国的正确原则》，于1773年首次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作者为了逃避法国波旁封建王朝的迫害，书上所载出版地点故意写成伦敦，著者署名为“前国家公务员”。作者在本书中从所谓的“自然法”的理论出发，对当时的国家制度、政府、社会、宗教、司法行政、外交政策和伦理道德诸方面，都进行了最无情的批判，同时也根据唯理论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治国安邦的原则，企图建立起一个“理性的王国”。

　　霍尔巴赫虽然深受法国17世纪空想主义者梅叶的影响，他的《健全的思想》一书就是为纪念梅叶而写的，但是他完全反对梅叶的财产公有的思想，认为财产是个人的劳动所得，是人的自然权利，私有财产是应当受到国家的保护而不能剥夺的。在这一点上充分反映出空想社会主义者同启蒙思想家在所有制观点上的分歧。

　　本书对于我们全面了解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内容，对于我们批判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以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0年12月

　　政治，或称治人的能力，是一门模糊的、有问题的、不确定的科学，这只是因为谁也不愿去认真思考人的本性是什么和社会的目的在哪里。对于所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重要问题的人来说，真正的治理原则是明明白白而容易理解的。他们深信健全的理性的政治并不包含任何超自然的或神秘的东西，如果从人的本性出发，就能从中推导出政治体系，它是一整套彼此密切联系的真理，一系列比人类知识其他领域中的原则更可靠的原则。这种政治总是和一般政治迥然不同。看来，如果不是在这个领域里已经形成一些错误观念以致妨碍用正确的观点进行研究的话，政治是不会这样模糊不清的。人们一旦抛开偏见，下决心去考察它，认识它是十分容易的。君主的情欲和臆想的私利，脱离实际的神学概念和黑暗的宫廷阴谋——正是这一切给治理国家的科学造成混乱，甚至使智力最发达的人也无法理解。但是，只要揭开成见之幕，千头万绪的一堆乱麻就可以迎刃而解。

　　人们常常以为，通过改革来消灭滥用权力现象是办不到的。懒得动脑筋的人就正好同这种信念和睦相处，认为这种信念是无可争辩的。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是：公民中很少有人，当权的统治者就更少有人俯身研究自己亲身遭受的灾难。但愿有相当多的人不沉溺于这种令人灰心丧气的思想，但愿他们想想自己国家的灾难，而且这样做不是为了制造动乱来加深灾难，而是为了找出灾难的原因，指出合理的即与造福社会并行不悖的消除灾难的方法。为了改造国家必须有理性、冷静、知识和时间。老是感情冲动，那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各民族都应该坚忍不拔地担负起它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来，不要造成更大的不幸。只要世世代代的经验之果慢慢地成熟，比较完善的政治就会出现。它将逐步地健全人类的设施，使之日趋合理，这样，公民就比较幸福了。因此，正直的公民应当与祖国同心同德，用美好前途来安慰眼前遭难的祖国，使它能够看到(哪怕只是匆匆一瞥)这种前途：国王们将对自己的狂妄行为感到厌倦，人民再也不愿带着奴隶的枷锁。总之，让公民们怀着希望：无论是当权的统治者还是臣民总有一天会厌弃武断专行，会运用健全的理性深思熟虑，会依照公正原则办事，因为这样就足以结束前者和后者都要遭受的社会灾难。

　　自然法永远引人为善，如果不按照自然法治理人民，那末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幸福。

　　一个统治者如果不能公正地管理通情达理的人民，他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坚强的、成功的人物。这就是政府理应建立的真正的社会和谐原则。如果统治者认为这些原则是对自己的统治方式的尖锐的讽刺，是大逆不道，那么，人民就要遭殃！如果统治者对自己固有的、最紧迫的任务熟视无睹，那么，统治者自己也要遭殃！

　　1956年，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十家出版社，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联合制定了一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选译目录》，列举了外国重要学术著作约1，630多种。次年9月，从目录中选出第一批重要著作，向全国学术界、翻译界征稿。如此大规模地组织全国翻译力量，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外国学术名著，这在我国近代历史上确是空前盛举，意义重大，十分鼓舞人心。

　　我是在这个大好形势之下走上专业翻译道路的。开始是应人民出版社约译梅叶的《遗书》。1958年，中央文化部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商务印书馆独家负责，我原订的约稿关系转到了商务印书馆，这以后我就主要和商务印书馆打交道了。三十年来，为商务印书馆翻译了学术名著9本，约250万字，为其他出版社译书11本，约150万字。

　　我的翻译虽说是自由职业，个人经营，但实质上是在出版社的组织下，从事集体劳动、计划生产。这首先表现在所担负的任务已列入国家出版计划，所译的书由出版社安排出版，计划性很强。其次表现在我的翻译是按出版社的要求进行的。出版社根据多年组织翻译的经验，制订了《对译稿的要求》14项，其中首先要求“译文准确、通顺、易懂。”意思就是译文首重“信”、“达”，其次再求“雅”。14项要求无疑给译者提供了工作指针。照指针翻译，就能把工作做得比较好。翻译工作虽然说是“个体劳动”，但是译稿完成后必须经过编辑审校和加工。编辑是处理译稿的专家。他们对每一部译稿都要精心审读、校订、润色，还要写序言介绍原著的版本源流、著者生平、历史地位、时代意义等等。他们呕心沥血，对保证书籍质量起了重要的作用，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在出版物上却从不署名，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由于选题恰当、对译稿要求严格，再由于译者努力和编辑把关，使得这套丛书的质量比较令人满意。有些出版社甚至提出以达到这套丛书的水平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见1987年5月2日《文汇读书周报》)。

　　商务印书馆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组译出版这套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受到国内知识界的普遍欢迎。高等院校把它们选作教材或教学参考书；学术研究机构选它们作为科研资料，据此写成的专著和专论已不下数百种之多。举例说，空想社会主义的研究，建国初期在我国是个空白，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也绝无仅有。自从商务印书馆把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原著陆续翻译出版后，我国研究这个课题的专家学者才慢慢多起来了，出版的专著和专论也多起来了。就译者所知，已出版的就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空想社会主义史》(李凤鸣著)、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史》(山东大学编著)、北京出版社的《空想社会主义》(吴易風著)。这几本书都是专门著作，适宜于广大读者。这里还应该提到郭一民同志写的《伟大的空想家》一书。他以隽永的笔触、讲故事的体裁，把十几位社会主义先驱者的伟大思想、献身精神和英烈事迹介绍给少年儿童学习，让社会主义种子在他们的心灵中生根，以待日后开花结果。此书印数很多，影响深远，真是功德无量。至于谈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外国学术名著精华辞典》(一)，那就更非大量借助商务印书馆这套丛书不可了。

　　 又如关于拿破仑军事思想的研究，在我国原先也是个空白。自从商务印书馆出版《拿破仑文选》之后，研究这个课题的人，不但有军事院校、军事研究机构的专家，甚至连乡村教师、普通干部也对此很感兴趣，来信联系。近来，国人参考该书及其他著作写成的专著已有《拿破仑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谢国良著)、《拿破仑评传》(李元明著)等。可以预见，随着岁月的流逝，研究工作的加强，这类作品会出得更多、更全面。

   中华民族是个历史悠久，充满自信心的民族。引入外来文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消化后，用以滋补繁荣自己的文化：这种工作在我国历史上业已屡见不鲜。把丛书提供的原始资料，经过研究、考订后，用马列主义观点写成自己的著作，由外国风味变成中国风味，由以外国人为主，变成以自己人为主，这是滋补繁荣我国文化的第一步。商务印书馆筚路蓝缕，创业虽然艰苦，但意义是伟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堪以自慰。

　　这部《自然政治论》是拙译学术名著的第七部。著者霍尔巴赫(1723—1789年)是十八世纪法国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战斗的无神论者、《百科全书》的主要编撰人之一。他提出“自然政治”一词是对神权统治、封建专制政治而言。他批判了封建专制政体的各种政治法律制度，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认为这才是“正确的治国原则”。译稿是1985年译竣后交稿的，承政治编辑室郭一民同志费心选题、精心编审，承百科全书出版社黄鸿森同志细心校阅。如果说这部译稿尚有可取的话，那首先得感谢他们两位的大力斧正。

　　译海无边，翻译之学永无止境，个人抱着学习与探索的态度在这条道路上走了几十年，自惭功夫并未到家，即使说小有所得，那也只算得是在大海之滨拾得一个贝壳而已。

  




　　　　　　　　　　　　　　　　　　　　　　　　　　　 译  者

　　　　　　　　　　　　　　　　　　　　　　　　　1990年9月9日

著者序

第一卷

第一讲  论社会

第二讲  论政府

第三讲  论统治者

第四讲  论臣民

第二卷

第五讲  论滥用国家权力，论无限专制的君主政体，论专制和暴政

第六讲  论自由

第七讲  政治概论

第八讲  论外交政策，论战争、和平、条约及其他

第九讲  论国家的解体

注释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