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作为百年老店的商务印书馆，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而且它还曾是我青少年时代的主要知识泉源之一。
抗战期间，逃难到四川，在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就读整整五年。学校在偏僻的乡村，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战火也使我与家庭长期失去联系。乡下没有电灯，晚间靠桐油灯(多以破碗或小碟盛油并置灯草两三根)自习，当然听不到广播，也很难看到报纸。幸好学校图书馆有一套“万有文库”(或两套，因安徽大学迁川复校未成，有大量图书为九中利用)，课余可以随时借阅。由于是纸皮平装的小开本，纸张又比抗战期间出版的书籍洁白而又结实，便于随身携带在教室内外阅读，所以很受学生(特别是高中生)的欢迎，凡爱读课外书籍者几乎人手一册。“万有文库”把我们这些少年读者引进知识海洋，从文、史、哲、经到天、地、生、化，从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尽管是生吞活剥，似懂非懂，却也增添不少常识，特别是激发了浓厚的读书兴趣。那些年月，既无电视又无卡拉OK，更不知道什么电子游戏机。课余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丛书上学到的点滴知识用于验证自然现象(相当于古人的“格物致知”，但又是逆向的)。中午跑到田地里观察小麦叶上的霉菌，晚间躺在坟头草地上寻找自己喜爱的星座；文静时模拟希腊哲人的辩论，狂放时又效仿古罗马的格斗士。我们这些难民学生的物质生活极为贫困，但我们的精神世界却相当富饶。融融的读书之乐，淡化了颠沛流离的困顿，也舒解了对于遥远的故乡与亲人的思念。
九中存在时间不久，从1938年秋创立到1946年结束，总共不过七八年时间，但它却为许多卓越人才奠定了最初的学业基础。仅根据现已掌握的资讯，名列我国两院院士的就有邓稼先、赵仁凯、汪耕、夏培肃、黄熙龄等，海峡两岸及海外华人其他著名专家、学者中曾就读于九中者为数更多，真是不愧为战时的模范中学(教育部曾授予荣誉称号)。当然，这主要应归功于邓季宣(邓稼先的四叔)校长学者治校的大家风范，和一批品学兼优的资深教师的安贫乐教，学校的图书和实验器材比较齐备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图书馆中的顶梁柱便是“万有文库”，仅这套大型丛书便称得上是一个“迷你”图书馆。
回顾自己的一生，受益于三家出版社最多。小学时代喜欢读开明书店出版的《小朋友》等书刊，经常受到文学之美与爱心的浸润；中学和大学时代，则是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与“大学丛书”，使我的涉猎范围较广而又具有较高层次。解放后执教高校未久，又是中华书局最先给以识拔与扶植，为我提供条件相当优越的撰著之所，使我从一个普通的年轻教师逐渐为海内外学术界所认知。当然，国内的好出版社并非只限于这三家，我只不过结合亲身体验说明好出版社是多么造福于社会，特别是多么造福于广大青少年。在我的内心深处，优秀的出版社永远是无形的大学与无声的教师(不包括现今音像出版物)。而像商务印书馆这样历史悠久的出版社，对文化的贡献决不下于任何一所著名大学。因此当本书作者问我是否可以把“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时，便毫不犹豫地予以肯定。
作者既非为商务写馆史，更不是为王云五作传记，他是通过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来探讨文化与商务的关系，而这正是当前我国(也可能是全世界)出版界内外有识之士共同关切的大问题。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文化的商务’的含义，既是指商务印书馆进行的出版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事业，同时也是说把文化作为一种商务来运作。它是作为产业出现的近代出版业在形成过程中的文化经营和商业运作的结合，这种结合是文化走向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经营企业而注重文化性，经营文化而注重商业性，是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发展理念。”
1897年创建的商务印书馆，从一开始就把自己与传统的出版业区分开来，它公开标明自己的近代企业性质，其英文译名The Commercial Press Ltd．可谓一览无余。它并没有给自己戴上任何崇高而煊赫的桂冠，却是百年如一日勤奋地从事文化商务与商务文化工作。就文化而言，它出版的精品极多，总体学术品位较高；就商务而言，它在企业管理与市场拓展两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功。百余年来，商务印书馆对社会贡献良多，影响甚大，为急剧转型期的近代中国文化事业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至今仍然可以作为当代出版人的借鉴。
张元济与王云五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功臣，张奠基于前，王拓展于后，各有自己特殊的角色与业绩，我们没有必要简单地加以轩轾褒贬。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由于长期对立，对当代人物的评价中常夹杂党派成见，应属学术研究之大忌。我一贯认为，历史的文字载体难免有主观的偏颇，但历史的本体却是客观的实在；所谓价值判断无非是后人的理解，而且从来也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价值标准。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严格审视，主要表现为力求贴近历史的本来面目，既不能溢美，也不能掩过。然而历史学家又是比较宽容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并非大奸大恶，只要是具有造福于社会且泽惠于后世的大功业，即不可一笔抹杀。这就是王船山所说：“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正者其言恒是而亦有非，邪者其言恒非而亦有是，故人不可以废言。是者有功而不必如其期，非者无功而功固已施于世；人不可以废言，而顾可以废功乎?”对于王云五这样的文化人(就其主要生涯而言)来说，更不宜因为他的政治取向有误，而废其言并废其功。
具体来说，由于历史的原因，研究这样一个课题可能有两个障碍或者说难题，一是王云五40年代后期脱离商务印书馆后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高官，并曾被列入战犯名单。其实，这半个世纪前的恩仇与作者的研究课题关联无多。周恩来同志曾明确以王云五和四角号码为例，指出不要因人废文。王云五后来从政的经历，不影响作者从出版史和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历史人物，来研究他从政前的出版活动。二是有关王云五推行科学管理法的评价，王云五曾遭到馆方多数人的反对，这在当时是有历史的合理性的。今天则完全可以站在历史的高度来重新审视，从中寻找历史和现实的启示。
总之，作者为王云五寻求历史的公正，我是非常赞赏的；尽管我自己的性格并不喜欢这样计算太精的人，但就文化商务而言他却是无可替代的首选人物。
我虽然一辈子与书本打交道，其实对出版这个行当一窍不通，更谈不上对出版学有什么研究。几年以前，我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书，有位女博士生在锦绣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她交来一篇有关出版经营管理与技术更新的详细论文提纲，使我初步了解到出版这个行业确实大有学问。现在建辉也以出版人而研究出版史，并且把出版史与文化史、思想史贯通起来，厚积薄发，高屋建瓴，更使我深受启发。作为一个痴迷的读者和不大称职的作者，我殷切期盼出版业能够尽快走出大转型期的暂时困境，一天比一天更加兴旺发达起来，让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文化精品可供享用。
建辉长期在出版社工作，现在又进入省级新闻出版领导层，工作和思想的压力之重可想而知；但他仍能坚持笔耕不辍，这些年不断有佳作问世。以他的专业根底与聪明才智，本来也适合于专心史学研究，而现在的行政事务却占去了他的绝大部分有效工作时间。但这也未尝不是好事，我们需要优秀的出版家，特别是需要有较高学术造诣的出版家。就出版而言，做大事业与做大学问似乎也并非截然对立。我常说，研究历史固然重要，创造历史更为重要，而研究历史者如能参与创造历史则更属难能可贵。我衷心祝愿建辉和他这一代年轻出版人，能够学习王云五，超越王云五，把新中国的文化商务办得更加红红火火，则敝人幸甚，师友幸甚，中国幸甚。
章 开 沅
澳门回归年之初冬于实斋
抗战期间，逃难到四川，在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就读整整五年。学校在偏僻的乡村，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战火也使我与家庭长期失去联系。乡下没有电灯，晚间靠桐油灯(多以破碗或小碟盛油并置灯草两三根)自习，当然听不到广播，也很难看到报纸。幸好学校图书馆有一套“万有文库”(或两套，因安徽大学迁川复校未成，有大量图书为九中利用)，课余可以随时借阅。由于是纸皮平装的小开本，纸张又比抗战期间出版的书籍洁白而又结实，便于随身携带在教室内外阅读，所以很受学生(特别是高中生)的欢迎，凡爱读课外书籍者几乎人手一册。“万有文库”把我们这些少年读者引进知识海洋，从文、史、哲、经到天、地、生、化，从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尽管是生吞活剥，似懂非懂，却也增添不少常识，特别是激发了浓厚的读书兴趣。那些年月，既无电视又无卡拉OK，更不知道什么电子游戏机。课余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丛书上学到的点滴知识用于验证自然现象(相当于古人的“格物致知”，但又是逆向的)。中午跑到田地里观察小麦叶上的霉菌，晚间躺在坟头草地上寻找自己喜爱的星座；文静时模拟希腊哲人的辩论，狂放时又效仿古罗马的格斗士。我们这些难民学生的物质生活极为贫困，但我们的精神世界却相当富饶。融融的读书之乐，淡化了颠沛流离的困顿，也舒解了对于遥远的故乡与亲人的思念。
九中存在时间不久，从1938年秋创立到1946年结束，总共不过七八年时间，但它却为许多卓越人才奠定了最初的学业基础。仅根据现已掌握的资讯，名列我国两院院士的就有邓稼先、赵仁凯、汪耕、夏培肃、黄熙龄等，海峡两岸及海外华人其他著名专家、学者中曾就读于九中者为数更多，真是不愧为战时的模范中学(教育部曾授予荣誉称号)。当然，这主要应归功于邓季宣(邓稼先的四叔)校长学者治校的大家风范，和一批品学兼优的资深教师的安贫乐教，学校的图书和实验器材比较齐备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图书馆中的顶梁柱便是“万有文库”，仅这套大型丛书便称得上是一个“迷你”图书馆。
回顾自己的一生，受益于三家出版社最多。小学时代喜欢读开明书店出版的《小朋友》等书刊，经常受到文学之美与爱心的浸润；中学和大学时代，则是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与“大学丛书”，使我的涉猎范围较广而又具有较高层次。解放后执教高校未久，又是中华书局最先给以识拔与扶植，为我提供条件相当优越的撰著之所，使我从一个普通的年轻教师逐渐为海内外学术界所认知。当然，国内的好出版社并非只限于这三家，我只不过结合亲身体验说明好出版社是多么造福于社会，特别是多么造福于广大青少年。在我的内心深处，优秀的出版社永远是无形的大学与无声的教师(不包括现今音像出版物)。而像商务印书馆这样历史悠久的出版社，对文化的贡献决不下于任何一所著名大学。因此当本书作者问我是否可以把“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时，便毫不犹豫地予以肯定。
作者既非为商务写馆史，更不是为王云五作传记，他是通过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来探讨文化与商务的关系，而这正是当前我国(也可能是全世界)出版界内外有识之士共同关切的大问题。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文化的商务’的含义，既是指商务印书馆进行的出版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事业，同时也是说把文化作为一种商务来运作。它是作为产业出现的近代出版业在形成过程中的文化经营和商业运作的结合，这种结合是文化走向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经营企业而注重文化性，经营文化而注重商业性，是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发展理念。”
1897年创建的商务印书馆，从一开始就把自己与传统的出版业区分开来，它公开标明自己的近代企业性质，其英文译名The Commercial Press Ltd．可谓一览无余。它并没有给自己戴上任何崇高而煊赫的桂冠，却是百年如一日勤奋地从事文化商务与商务文化工作。就文化而言，它出版的精品极多，总体学术品位较高；就商务而言，它在企业管理与市场拓展两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功。百余年来，商务印书馆对社会贡献良多，影响甚大，为急剧转型期的近代中国文化事业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至今仍然可以作为当代出版人的借鉴。
张元济与王云五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功臣，张奠基于前，王拓展于后，各有自己特殊的角色与业绩，我们没有必要简单地加以轩轾褒贬。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由于长期对立，对当代人物的评价中常夹杂党派成见，应属学术研究之大忌。我一贯认为，历史的文字载体难免有主观的偏颇，但历史的本体却是客观的实在；所谓价值判断无非是后人的理解，而且从来也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价值标准。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严格审视，主要表现为力求贴近历史的本来面目，既不能溢美，也不能掩过。然而历史学家又是比较宽容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并非大奸大恶，只要是具有造福于社会且泽惠于后世的大功业，即不可一笔抹杀。这就是王船山所说：“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正者其言恒是而亦有非，邪者其言恒非而亦有是，故人不可以废言。是者有功而不必如其期，非者无功而功固已施于世；人不可以废言，而顾可以废功乎?”对于王云五这样的文化人(就其主要生涯而言)来说，更不宜因为他的政治取向有误，而废其言并废其功。
具体来说，由于历史的原因，研究这样一个课题可能有两个障碍或者说难题，一是王云五40年代后期脱离商务印书馆后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高官，并曾被列入战犯名单。其实，这半个世纪前的恩仇与作者的研究课题关联无多。周恩来同志曾明确以王云五和四角号码为例，指出不要因人废文。王云五后来从政的经历，不影响作者从出版史和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历史人物，来研究他从政前的出版活动。二是有关王云五推行科学管理法的评价，王云五曾遭到馆方多数人的反对，这在当时是有历史的合理性的。今天则完全可以站在历史的高度来重新审视，从中寻找历史和现实的启示。
总之，作者为王云五寻求历史的公正，我是非常赞赏的；尽管我自己的性格并不喜欢这样计算太精的人，但就文化商务而言他却是无可替代的首选人物。
我虽然一辈子与书本打交道，其实对出版这个行当一窍不通，更谈不上对出版学有什么研究。几年以前，我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书，有位女博士生在锦绣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她交来一篇有关出版经营管理与技术更新的详细论文提纲，使我初步了解到出版这个行业确实大有学问。现在建辉也以出版人而研究出版史，并且把出版史与文化史、思想史贯通起来，厚积薄发，高屋建瓴，更使我深受启发。作为一个痴迷的读者和不大称职的作者，我殷切期盼出版业能够尽快走出大转型期的暂时困境，一天比一天更加兴旺发达起来，让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文化精品可供享用。
建辉长期在出版社工作，现在又进入省级新闻出版领导层，工作和思想的压力之重可想而知；但他仍能坚持笔耕不辍，这些年不断有佳作问世。以他的专业根底与聪明才智，本来也适合于专心史学研究，而现在的行政事务却占去了他的绝大部分有效工作时间。但这也未尝不是好事，我们需要优秀的出版家，特别是需要有较高学术造诣的出版家。就出版而言，做大事业与做大学问似乎也并非截然对立。我常说，研究历史固然重要，创造历史更为重要，而研究历史者如能参与创造历史则更属难能可贵。我衷心祝愿建辉和他这一代年轻出版人，能够学习王云五，超越王云五，把新中国的文化商务办得更加红红火火，则敝人幸甚，师友幸甚，中国幸甚。
章 开 沅
澳门回归年之初冬于实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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