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

　　　　　　　　　　　　　　　　　　文化和传播译丛

<STRONG>　　　　　　　　　　　　　　　　　　　总 序

</STRONG>　　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异，就在于人的未特定化，因而人有超越自然的文化。哲学家深信，人不但生活在物理的世界中，同时也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所以，亚里士多德“人是逻各斯的动物”这一经典定义，可作如下新解：人是符号和文化的动物。

　　人创造文化，又被文化所创造。于是，人是文化主体，同时又是文化的对象。人生存于世界上，也就意味着人在文化中。这种复杂的依赖关系，或许可以通过稍稍修改一下康德的著名公式来表述：“我在文化中，文化在我心中。”

　　文化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举凡人类的器具用品、行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皆为文化之符号或文本。文化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符号的创造。从符号的角度看，它的基本功能在于表征(representation)。符号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因此，从根本上说，表征一方面涉及到符号自身与意图和被表征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又和特定语境中的交流、传播、理解和解释密切相关。这么来看，所谓文化，究其本质乃是借助符号来传达意义的人类行为。所以一些文化学家坚持文化的核心就是意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

　　无论从什么意义上看，文化总是和传播密不可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文化史家把文化传播的漫长历史做了精致的分期。大约可以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口传文化阶段、印刷文化阶段和电子文化阶段。在口传文化阶段，面对面的在场交流形式与语境，既使得交流是双向互动的，又使得传统的权威得以维持；印刷文化阶段，信息不再依赖于在场，它贮存在可移动的媒介（印刷物）中，使得不在场的交流成为可能。印刷文化出现，在跨越时空限制的同时，也动摇了传统的权威。由于读者和作者不在同一时空里，阅读活动较之于面对面交流，更加带有批判、怀疑和“改写”原本的倾向。本世纪电子媒介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的革命，它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遂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形态，甚至改变了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生活。毫无疑问，古往今来，没有一种传播媒介像电子媒介这样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社会。

　　电子媒介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现象。首先，它加速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进程。通过时一空分离或时一空凝缩，“地球村”应运而生。一方面是本地生活越来越受到远处事件的“远距作用”；另一方面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意识异常凸显。我们一他者、本土―异邦、民族性一世界性等范畴，不再是抽象的范畴，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次，电子媒介在促进文化的集中化的同时，又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零散化和碎片化。再次，电子媒介一边在扩大公共领域的疆界和范围，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但同时它又以单向传播、信息源的垄断以及程序化等形式，在暗中萎缩和削弱潜在的批判空间。复次，电子媒介以其强有力的“符号暴力”摧毁了一切传统的边界，文化趋向于同质化和类型化，但它又为各种异质因素的成长提供了某种可能。最后，电子媒介与市场的结合，必然形成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被动的文化行为，这似乎都和口传文化和印刷文化判然有别。

　　晚近一些有影响的研究，主张把媒介与文化这两个关键词连用，或曰“媒介文化”，或曰“媒介化的文化”。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它构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它制约着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它不断地利用高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受众……。总而言之，媒介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于是，媒介文化变成我们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的文化情境，显然，我们对它知之甚少。

　　有鉴于此，本丛书着力于译介晚近西方传播和文化领域中的代表性论著，旨在拓宽视野，深化理解，进而推进本土化的研究。

                                                                                  周宪 许钧

                                                                        1999年9月序于古城南京

                                                         译 后 记

      媒介文化在社会理论研究领域，早已引起域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国人对此也寄予了极大的热忱，此项研究方兴未艾。译介这方面的专著，相信对研究工作定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史蒂文森的《认识媒介文化》一书，比较全面地对20世纪中叶以来本领域内的各相关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关于媒介文化的理论及核心观念，进行了细致精深的梳理和表述，并对各学派内的研究视点进行了分析整理，提出了别树一帜的观点，而且不乏深中肯綮之见，这对我们知晓西方的媒介文化理论研究是极有裨益的。但是，本书有两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书中有些地方存在着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二是本书介绍的诸种理论流派，仅集中于欧洲各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世界其他各国的理论探索则几乎未曾提及，这对于全面研究媒介文化理论显然是有其局限性的。

      本书的翻译，始于1999年国庆节。平时忙于行政事务及教学工作，真正属于自己的，唯有晚上及周末的断续时间(况且连这些时间也时常因公务而得不到保证)，?L?L然似蜗牛爬行，终于将本书译完，可在欣慰之余生发出遗憾。本人不是媒介文化理论的行家，日常所研读的仅仅是语言学及翻译理论。尽管对社会理论有所涉猎，可这毕竟只是停留在出于好奇这一层面上，对许多社会理论视点不甚了解。因此，译文中所出现的舛误及纰漏，恳请学界方家批评、匡正。

                                                                                                                         译者

                                                                                        2000年4月28日于宁波大学

　　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英国设菲尔德大学社会学讲师。除本书外，著有《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雷蒙德•威廉斯与E．P．汤姆森》（1995）、《媒介的演变：全球化、伦理与道德》（1999）、《文化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2001）等。

　　作者对当代社会理论试图探讨媒介在文化生产和再生产中的地位的种种方法作了批判性的审视，阐述了一般社会理论与一系列有关媒介和信息的传播理论之间的关系，并对诸如意识形态、结构和代理机构以及媒介在道德准则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中的作用等问题作了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