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文明的建立基于能激励男人和女人灵魂的神话与圣哲。神话往往是围绕圣哲或精神领袖而形成的，比如佛陀、老子、孔子、苏格拉底、耶稣基督、穆罕默德等等。
当然，不同时代对神话和圣哲有着不同的阐述，而每一时代又创造着新的神话和圣哲。在本世纪，围绕约翰•凯恩斯和毛泽东创造了许多奇特的神话——至少当时是如此——作为一种永恒的手段用以促使社会组织为其人民服务。
当今，现代化的通讯系统使信息传递迅速快捷，使国界失去意义，人们津津乐道“地球村”的形成。然而，人们却容易忽视神话和圣哲持久的重要性，是它们为重要的文明传统提供并增强了凝聚力。
实际上，许多人都不曾注意到，由于不被重视，我们的“地球村”被认为颇像“海市蜃楼”式的幻想，因而西方一些评论家一直对于那些给欧洲以外的文明带来凝聚力的神话和圣哲，采取轻率的态度，不从学术上予以注意。
由日本促动、但主要由于有着一批具有中华文化传统的北亚国家的经济活力，使得这种轻率态度成为西方国家衰弱的主要原因，他们越来越发现自己无论在经济上或体制上，都无法与北亚国家那种蓬勃朝气相匹敌。
本书的目的是想阐述在过去几百年独一无二地激励北亚各国的神话和圣哲，在19和20世纪面对西方对其正确性的挑战之后，正在复兴起来，这种复兴——也许就是儒学的复兴——表明，它可能成为全球文明的中心，引导世界走向21世纪。
在赫尔曼•卡恩的一些著作中，以及霍夫海因茨及卡尔德1982年在美国出版的名著《东亚的锋芒》，以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首先向全世界警示北亚所发生的一切。《东亚的锋芒》一书中说，“现在他们的锋芒已指向我们，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的思路和我们不同。”书中指出北亚国家的政府是人治政府，而非法治政府，他们也有法律制度，但北亚国家的法律传统是建立在所谓“人际关系”上的。书中指出：
孔子提倡五伦——朋友之间，兄弟之间，夫妇之间，父子之间及君臣之间<FONT face=宋体>——并坚持这是人伦与社会秩序的基础。
《东亚的锋芒》对西方一些国家产生了影响，这批西方国家是最早了解北亚的发展的。遗憾的是，它对西方有关国际发展的思想主流影响有限。不过，霍夫海因茨和卡尔德所指出的现象在今天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现象，就像五百年前那次伟大的文艺复兴，欧洲新的活力喷涌而出，影响着整个世界，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这里指出一点是重要的，即作为北亚主要精神传统的儒学，展现出其独一无二、其他传统少有的优秀素质，在这方面，包括佛教、道教、日本的神道，甚至天主教，都无法与之相比拟。北亚古老的神话和圣哲，看来更可能替代西方文化成为我们“地球村”未来的中心。
我们都靠神话而生存。神话是精神和理性信仰所构成，这种信仰对一个未知的和无法预言的世界赋予意义，予以肯定。
科学技术的力量和经济分析的价值是今日人类最强大和最可信赖的神话，两者都曾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产物，两者也应该是儒学复兴早期最广泛的象征，它不在于出现另一个达•芬奇，而是普及于千家万户的半导体收音机和电讯传真机。
然而，如果不承认并探求产生那些灵巧实用的科技器材背后的文化及文明力量，不承认并探求那些把人类带入一个巨大、艰难而带有挑战性的时代转变背后的神话，那将是悲剧性的错误。
澳大利亚前总理怀特兰撰写
从政以来，我和其他澳大利亚总理一样有着一个共同的看法，即中国和日本在国际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72年12月，我有幸使澳大利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并于1973年10月开始履行日澳间的《奈良条约》。然而我也知道，澳大利亚和欧洲及北美许多国家一样，对于对北亚地区应采取何种合适的政策，而大伤脑筋。
在此情况下，我很高兴两位曾经从政而资深的澳大利亚人决定要写一本有关北亚的书，内容涉及许多有关全球未来发展的基本问题。书中突出地对大多数国际评论家对该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观点，用历史眼光、从文化背景加以评论。
我深信，书中所评述和检讨的问题，对于增进国际间的了解，将是一个积极的贡献。
E．G．怀特兰
1988年5月
译后记
对于儒学，现时有一种奇怪现象，在亚洲，特别是东亚，以及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多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力图将其应用于自己社会的治理。日本经济的腾飞，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所谓四小龙的现代化辉煌成就，被普遍认为是儒教文化创造的奇迹；然而，在儒学发源地的中国本土，这一优秀传统文化似乎遭到冷遇，至少是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一面说儒学复兴，一面说儒学已经过时，说复兴的是别人，说过时的是我们自己，这种反差，耐人寻味。
有人说，儒学在外国备受敬重，而中国人自己却不那么热心，重要原因之一可能是一些中国人看多了《阿Q正传》、《丑陋的中国人》之类的东西，和近百年来中国人民遭受西方列强的凌辱因而满脑子都是“中国人不行”的自卑感，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的后遗症，这也许不无道理。
无论如何，把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封建社会说成是儒家文化的过错，甚至把儒家文化同封建、保守、落后划等号，这恐怕有失公平，未免武断。
澳大利亚两位汉学家李瑞智(Reg Little)和黎华伦(Warren Reed)先生潜心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以及东亚社会多年，他们合著的《儒学的复兴》一书对儒学的品质和中国传统文化对亚洲社会的影响，列举了许多生动的事例，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们认为，东亚的崛起主要是靠儒家思想，在亚洲凡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都是经济发展，社会欣欣向荣；认为儒家文化是具有生命力和凝聚力的，越来越受到世人的普遍重视；过去几百年独一无二地激励北亚各国的神话和圣哲，在经受19和20世纪对其正确性挑战之后，正在复兴。他们将儒学的崇高人文主义精髓与西方功利主义、个人主义高涨而日趋没落、弊病丛生的西方文明相对比，认为儒学更具生命力，很可能引导世界走向21世纪，成为全球文明的中心，现代一切学说或学派都无法与之相抗衡。
看来，李瑞智和黎华伦两位先生的看法，并不是空谷足音，我们只要稍微将视觉和听觉开阔一点，就会察觉到这股潮流。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新著《亚洲大趋势》中说，“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东方在崛起。不仅东方人，甚至一些西方人都明显地察觉到，这个世界正朝东方化的方向发展。”“亚洲正在以‘亚洲方式’完成自己的现代化，它要引导西方一起进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l世纪。”
1996年9月“展望21世纪论坛”在北京开会，与会者包括东西方的众多世界著名政治家，其中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舒尔茨、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新加坡元老李光耀、日本前首相竹下登、法国法兰西学院院士佩雷菲特等，在为期三天的论坛会议期间，大家发言踊跃，但都有一个基本相同的看法，佩雷菲特归纳大家的结论是，500年来在地球上占优势地位的西方人在下一世纪将被东南亚国家所取代。佩雷菲特对中国历史文化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孔子那笔精神财富要比现代的生活方式、要比中国发生的各类事件对人产生的各种影响，要比半个世纪来采用的苏维埃方式和美国方式存在更持久；并说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基础。
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道：“西方民主国家强调的是公民的自由，而亚洲的主要政治模式(亦称‘新儒学’)却谋求社会稳定，认为社会稳定是实现经济发展这一压倒一切目标的先决条件。正如许多美国人最近所了解的那样，新儒学对西方民主的相对混乱，既蔑视又担心，认为美国的自由已导致社会堕落。”“亚洲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模式，这种模式富有活力，可以取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亚洲在平等的基础上维护这种模式的能力和愿望，也大大增强了。”
新加坡开国元勋李光耀认为，只要中国不发生意外的变故，整个远东地区能继续坚持儒家思想，亚洲(尤其是中国)下个世纪在世界上将重新占据第一的位置。李光耀把儒学当作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的“坐标体系”，以此作为东方道德价值观，并为新加坡的“国家意识”。他把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凝聚新加坡人民的精神力量，尤其强调“廉洁”二字；把形形色色的社会弊端都归咎于西方式的民主。新加坡一位高级外交官认为，“亚洲地区更健康，更勤奋，爱学习，较少个人主义，更富集体意识和家庭观念，没有吸毒、暴力和好色的本性，这是亚洲的传统。亚洲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发生的是一个有生命力、富灵活性、勇气和实力的事物，世界重心似乎在从西方转移到东方。这是不是从一个疲惫的地区向一个精神焕发的地区转移?”
国际战略研究所一份报告指出：“在未来的10年中，随着亚洲军事现代化计划的继续推行，美国在军事上的突出地位将有所下降。这些趋势不仅说明在2l世纪亚洲地区将实现亚洲化，而且世界政治也将实现亚洲化，同全球秩序有关的更多的决定将由亚洲国家作出。”英国下院外交特别委员会主席戴维•豪厄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实行西方化，而是实行东方化。人们要想想，是什么东西使得充满活力的亚洲文化具有令人惊奇的凝聚力和干劲。”沙特《中东报》在一篇文章中说：“在几个世纪中，中国在亚洲的势力范围无与争雄，它曾拥有地球上最先进的文明。今天，中国文化可能成为世界最猛烈的文化风暴。”世界银行估计，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世界重心将东移。德国《世界报》曾在一篇“东方对西方”文章中说：“反对欧洲说三道四已成了一种时尚，人们喜欢把经济增长和劳动世界的闪光数字作为论据。”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说：“随着西方力量的衰落，西方价值观和文化吸引力也减弱了，因此，西方必须使自己适应它的将其价值观强加给非西方社会的能力不断衰退这一现实。从一些基本方面说，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的现代化色彩正在变得比过去更浓，西方的影响比过去更少。”“日本、新加坡、沙特阿拉伯都已成了现代社会，但并未变成西方社会。中国无疑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但肯定不是西方化。”认为亚洲化是今天世界潮流的主流。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一份报告预言，西方经济运转失常已使福利开支，税收和国家借贷猛增，储蓄率下降，预算压到了无法再压的程度，退休年龄不断上升以及国内政治受到一些重大事件的严重影响，西方的福利国家制度在重压下正在摇摇欲坠，而这同亚洲经济腾飞、社会稳定的形势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法国《费加罗杂志》在一篇分析孔子思想的现实价值文章中说，“过去整个‘文化大革命’都带有一种猛烈批判孔夫子的色彩，把它看作旧时代的象征，是压迫、蒙昧、保守、封建……的象征。然而今天，中国把孔圣人又请了回来，力图为儒学树立霸主地位。中国现在的经济大发展引起了公民道德意识下降，犯罪率上升，所以主张尊老爱幼和服从各种权威的孔子思想，便成了好东西。同时，在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参考孔子思想发展其企业文化，让人们忠诚于事业，尊重等级制度。美国哈佛大学也在筹划开设一门很受欢迎的关于‘孔子人文主义’的课程，这显然是为了让美国未来的企业管理者了解作为美国强大贸易伙伴的约20亿亚洲人的思想状态。”据报道，从1994年起美国大学入学测验将中文列入第二外语。香港《南华早报》在一篇“亚洲虎的形象”文章中说，“有一点是无疑的，即东亚在下个世纪将成为在全球事务中比现在更重要的因素，不仅经济方面发挥影响，在政治和文化上将发挥更大的影响。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所宣扬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慎言敏行，严于律己，改过迁善等道德规范，几千年来铸就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灵魂，形成中华民族的性格，培育了全民族追求和谐、维护统一、崇尚适中、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克己、与人为善、见利思义、勤俭廉正、刻苦耐劳和精忠爱国的优良素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形成，高尚道德价值体系的建立，是与儒家文化的长期孕育分不开的。儒学是中华民族的产物，但它的许多信条，有着普遍的意义，它的一些名言警句，成为至理名言，凡是人群社会都是适用的，永远不会“过时”。因此，儒学是一极富生命力的学说，历来为世界众多国家所重视和推崇，特别在亚洲。据了解，记录孔子思想言行的《论语》早在1700多年前就引起外国学者的注意，据日本《论语年谱》统计，古今中外介绍、研究《论语》的著作多达3000多种，《论语》被译成外文的出版发行量，居世界十大名著的第2位；在亚洲，日本和朝鲜人民研究儒学的历史最长，日本研究孔子和儒学的机构，几乎遍布全国。日本和朝鲜都有不少著名的儒学家，儒学在那里远比在中国受重视。现在人们几乎普遍认为，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经济的腾飞，都是因为他们有着儒家文化的背景，借助儒学的伦理思想调适生产活动中的人际关系，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丰田汽车公司参照孔子思想发展企业文化，让人们忠诚于事业，尊重权威和等级制度，使企业得到巨大发展，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早已注意中国儒家文化的道德意义与政治意义，主张以儒学改造和治理他们的社会。今天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
任何一种学说，都很难说是至善至美的，都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几千年来儒学发展的历程也是如此，特别经过汉和宋、明几个朝代，其内涵得到大大丰富。但是，直到今天，它仍不能说是十全十美，比如儒家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片面强调德治(即人治)而贬谪法治，事实证明这是有失偏颇的。新加坡和日本都可说是儒治国家，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方面强调思想道德教育，同时必须严格执法，社会和经济才能得以平稳发展。新加坡和日本也许可以说是活学活用儒家思想的典范。
近些年我国引进新加坡的经验，在江苏省建立“苏州工业园区”，听说并拟以此作为社区建设的样板向全国推广。作为友好往来，文化交流，吸收借鉴他人好的东西是完全正确的，应该的，问题是“经”本来在自己手里而却向别人去取，这是不是有点捧着金碗讨饭的味道。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全国一片繁荣昌盛景象，但另一方面，社会出现许多弊端和歪风邪气，贪污腐化，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道德败坏现象屡见不鲜。这种情况一旦严重起来就会威胁国家的生存，许多国家的政权垮台，就是如此。然而应该看到，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国家，从根本上说，人民素质是好的。儒家思想教人从善，教人如何做人，做一个品格高尚的人，指引我们如何修身治国平天下，武器就在我们自己手里，所以只要政府以身作则，狠抓道德教育，宣扬传统美德，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同时，像新加坡、日本等国那样，一方面以德服人，一方面严格法治，而执法务必“认真”和“严格”。如能这样，社会风气就一定能扶正，精神文明建设定见实效，中国必将大有希望。
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文化遗产，用好这笔遗产。
范 道 丰
1997年1月
序 言
第一章 孔子思想是世界的中心
神话和圣哲辈出的时期
儒家的神话和圣哲
中国的思想体系——谈变的书《易经》
孔子的生命观
儒家的行政管理制度
第二章 世界的中心：历史面面观
朝代的循环轮转
佛教的传播
儒学对日本的早期影响
朝鲜这块地方
对欧洲的早期影响
第三章 野蛮的基督教徒
欧洲的新世界——基督商贾
儒家思想受到挑战
德川幕府——儒治国家
明治维新(1868年)
欧洲道德观称霸
第四章 亚洲的解放
日本的领先地位
中国的革命
越南的胜利
美国将要面对的后果
第五章 1945年后的英语国家体制
联合国及布雷顿森林会议
第三世界的反应及其未获发展
旧秩序日薄西山
第六章 儒学的复兴
日本的奇迹
四小龙
中国
海外华人
一个新观念
儒学的特性
第七章 利用美苏冲突
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中国
北亚对国际商业纠纷的处理
第八章 大英帝国的外在据点
欧洲的遗产
香港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政府的失败
澳大利亚的前途
第九章 西方精神与理性的失败
西方传统
经济学家
律师
精神污染和教育
消费还是生产?
权利，还是义务?
科学的哲学
谦恭
第十章 2l世纪的世界新秩序
国际化——美国的概念
国际化——现实
未来展望
竞争的形式
国家与精神
非儒学的定位
体制变化的可能性
第十一章 帝国的终结——变化的世界
世界在变
东方的不幸：天安门事件和利库路特事件
对日本的挑战
“邪恶帝国”的解体
西方的胜利
欧洲的退却
两种文化的碰撞
头字语的冲突
一个实例的研究：澳大利亚和儒家权力主义
体制化的儒教文化
第十二章 儒学社会
国际儒学协会和李光耀
知识 权力 真诚 道德
知识的使用和滥用
诸多约束
霸权或中央王国：纳贡关系的艺术
道
不合理的时代和空雨衣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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