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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学界礼学传统与东亚家礼学研究的新成果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中之重,礼仪虽然代代相因又有所损益。一方面,历代礼制总会有所变革以合于现实社会,学者们也研习古礼以重塑家礼;另一方面,东亚各国学人在接受和实践源自中国的儒家礼仪时,也须脱离原本脉络以实现礼仪的本土化。探讨儒家礼仪制度、行为规范及其在东亚各国本土化的历程,是了解中国及东亚文化传统不可或缺的工作,《现代儒学》之礼学研究专辑将向学界共享研究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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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学界礼学传统与东亚家礼学研究的新成果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中之重,礼仪虽然代代相因又有所损益。一方面,历代礼制总会有所变革以合于现实社会,学者们也研习古礼以重塑家礼;另一方面,东亚各国学人在接受和实践源自中国的儒家礼仪时,也须脱离原本脉络以实现礼仪的本土化。探讨儒家礼仪制度、行为规范及其在东亚各国本土化的历程,是了解中国及东亚文化传统不可或缺的工作,《现代儒学》之礼学研究专辑将向学界共享研究新成果。
《现代儒学》是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主编的辑刊,旨在推动儒家多元传统的研究,面向现代世界阐发儒家思想。《现代儒学》第七辑为“礼学研究专辑”,来自文史哲不同学术方向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在“礼学通论”与“东亚家礼学”两大主题下,共同研讨东亚礼学的文化传统。本书内容广泛涉及中、日、韩、越四国历史上的有关礼仪制度、礼学思想、家礼文献等各种问题,并对此展开了深入的专题性探讨,以丰富的图表展示了礼仪专业研究的新成果。
毋庸赘言,伴随着历史上朱子学在东亚地区的传播扩散,相传为朱熹所著的《家礼》一书亦是影响深远。但人们一般认为,近世日本虽与其他东亚诸国一样沐浴着朱子学的春风化雨,却在最初就不具备以《家礼》为代表的儒礼(儒教礼仪)普及的土壤。譬如引领日本思想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们就曾极具象征性地这样论断,“缺乏独自丧祭礼仪的儒学即是日本的儒学。……(也是一种)缺乏宗教经验的儒教”,“日本近世的儒教是一种缺乏祭祀和信仰的、学问、处世、治世之道”。也即是说,在日本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普遍认知中,近世日本儒教被理解为一种明显缺乏礼仪层面价值的“学问”或者“道德”体系。
但是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推进,我们可以说,这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违背事实的。例如据近来吾妻重二、田世民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曾有许多近世的日本儒者对《家礼》一书表示出极大的关心,同时,亦有多数依据同书内容的儒礼实践被证实了。通过不断积累日本儒者对《家礼》一书关心和实践的事例,我们或可期待重新认知近世的日本儒教。但是,在进行事例积累的同时有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即与同时代的中国、朝鲜等地相比较而言较为特殊的日本近世社会状况问题。下面举其中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特点。
第一,在近世日本的幕藩体制下,儒教(特别是朱子学)并未发挥正统学问的功能,因此儒教的全面社会制度化也未达成。科举制度的缺位可被看作其代表。因而在近世日本,信奉儒教的儒者基本都是自称,其中大多数不得不被看作是一些毫无体制性背景的特殊技能者。以本文将探讨的近世后期为例,譬如当时深切同情儒者所处状况的中井竹山在同老中松平定信的时务对谈中的一段言论非常有名:“希望有一种可在户籍上登录儒者的身份,并根据其要求允许其享有姓氏和佩刀权的制度。”竹山向当时的最高掌权者直接提出了建立承认儒者身份的制度性要求。但是众所周知,竹山的提案并未被采纳。可以说在幕藩体制下,除去藩儒的录用等形式以外,多数儒者未能获得合法地位。
第二,相较儒教而言,在幕藩体制下被社会制度化的宗教是佛教。以基督教禁教为远因的寺檀制度在17世纪中叶确立其地位以后,佛教寺院对丧葬和祭祀的主导权就被官方制度化了。无论怎样强调自身的儒者身份,这些人在根本上是很难脱离寺檀制度的。也就是说,本应对佛教持批判态度的日本近世的儒者们,却是以从属于特定寺院的某个檀家的形式生活在当时的社会中的。
(《崎门派“家礼”实践与近世日本社会》 〔日〕松川雅信 著,张 琳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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