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自由 平装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资本主义与自由》是一本由米尔顿·弗里德曼撰写的书，最先在1962年出版，弗里德曼在书中讨论了经济的资本主义对于自由社会的重要性。弗里德曼以简易明了的文笔阐述了经济自由为何是政治自由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这本书指出自由市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应该被提倡的概念，并且对此提出了许多惊人的结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2000年先后分九辑印行了名著三百六十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辑。到2004年底出版至四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3年10月

　　　　　　　　                2002年版序言　

    在本书1982年版的序言中，我证实了舆论气氛的一次戏剧性的变动；这次变动，被1962年本书第一次出版时所遭受的待遇和我妻子与我在1980年出版的、表示同样哲理的后继著作《自由选择》所遭受的待遇之间的差异明白地显示出来。这次舆论气氛变动的发生部分是由于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在凯恩斯主义和最初出现福利国家的思想影响下的急剧扩大。在1956年，当我把我妻子帮我编成此书的讲稿进行讲授时，美国政府的预算开支——联邦的、各州的和地区的——占国民收入的26％。这笔支出的极大部分是用于国防。非国防的支出占国民收入的12％。25年以后，当此书1982年版出版时，总支出已上升到国民收入的39％，而非国防的支出则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国民收入的31％。

    舆论气氛的变化产生了它的效果。它给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的当选铺平了道路。对于人为造成的而又自我扩大的政府在经济上作用的膨胀，他们虽然无法制止，但是却能加以限制。美国政府的总支出的确稍稍下降，从1982年国民收入的39％降到2000年的36％，但是几乎所有的缩减都来自国防支出。非国防支出环绕着一个大致不变的水平波动：如1982年的31％，2000年的30％。

    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1992(应为1991年。——译者)年苏联瓦解时，舆论气氛得到同一方向的进一步的发展。这使得两种可供选择的组织经济的方式在约为70年间的试验中得到一个戏剧性的终结：究竟应该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即中央集中计划和控制还是私有制的市场，更通俗地说，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次试验的结果已经在较小的范围内早已被一系列类似的试验预示出来：中国的香港、台湾对照中国大陆，西德对照东德，韩国对照朝鲜。但是，只有柏林墙的戏剧性的倒塌和苏联的瓦解才使得上述的结果成为一般共识的组成部分。从而，人们现在认为中央集中计划的确是“通往奴役之路”，正如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同一标题的卓越著作所争辩的那样。

    美国和英国的情况也同样出现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一个又一个的国家，都从二战后最初几十年的爆发式的社会主义过渡到爬行式或停滞式的社会主义。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当今的压力是趋向于给市场较大的作用，而给政府较小的作用。我的解释是：这种情况反映了实践长期落后于舆论的事实。二战后数十年中的、迅猛的社会化反映了战前舆论趋向于集体主义的变动；而最近过去的几十年的爬行的或停滞的社会主义则反映了战后舆论变化的早期效果；未来的非社会主义化将会反映由于苏联的瓦解而得以加强的舆论变化所造成的成熟效果。

    对过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舆论变化甚至还有更为巨大的影响。在最大的、剩下来的、公开宣称共产主义的国家——中国，影响也是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的后期，由邓小平引进的市场改革，事实上大大地增加了产量并且把更多的市场成分引入了共产党统治的社会。这种有限的经济自由的增长已经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明显地证实了我们对自由市场力量的信心。中国仍然远远不是一个自由社会，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居民要比在以往更为自由及富有——除了政治以外，在各个方面都更为自由。在政治自由方面甚至有了一些初步的、微小的增长的征兆，具体的表现为日益增多的农村干部的选举。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它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紧接着二战后的时期，标准的教条是第三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央集中计划加上大量外援。正如彼得•鲍尔和其他人如此明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个公式不论在何处使用，它都遭受了失败；而东亚四只小老虎——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所采用的市场导向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事实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个很不同的经济发展的理论。现在许多拉丁美洲及亚洲的国家，甚至非洲少数几个国家都采用市场导向的途径而让政府起着较小的作用。许多前苏联的卫星国家也采用同一方针。在所有这些事例中，经济自由的增长与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增长已经携手并进，并导致了财富的增加，竞争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是分不开的。这一切都与本书的主题相一致。

    一个最后的个人方面的按语：对一本书的作者而言，在该书第一次出版40年以后能来评价他自己的著作是一件难得的幸事。我非常有幸得到如此做的机会。现在我也非常高兴看到我的这本书能够成功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且对今天的问题仍然具有如此重大的关系。如果有一个巨大之点需要改动的话，那就是以经济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三分法来替代以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二分法。当我最初写完此书时，回归中国之前的香港使我认识到虽然经济自由是公民和政治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政治自由，尽管为人们所企求，却不是经济和公民自由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以此而论，我认为：本书的一个重大缺点似乎是对政治自由的作用存在着不恰当的论述。在某种情况下，政治自由会促进经济和公民自由，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却会约束经济和公民自由。

　　　　　　　　　　　　　　　　　　　　　　米尔顿•弗里德曼
　　　　　　　　　　　　　　　　　　　　　斯坦福，加利福尼亚
　　　　　　　　　　　　　　　　　　　　　　　 2002年3月11日

　　　　　　　　　　              1982年版序言

    我妻子帮我编成此书的这些讲稿是在25年以前讲授的。要想重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气氛，即使对生活在那时的人而言也是困难的，更不用说对那时还不到10岁或者还没有出生的一半以上的现有人口而言了。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思想的胜利导致了政府权力的增长，而我们这些深切地关心这种增长对自由和繁荣所造成威胁的人则是一小群少数派，受到同一时代极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的围攻，被认为是思想古怪的人。

    甚至在7年以后，当本书第一次出版时，它的观点是如此地远离主流思想，以致它并没有受到任何主要国家级刊物的评论——没有评论的刊物包括——《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那时仍然在纽约出版)、《芝加哥论坛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星期六评论》——尽管它也受到了《伦敦经济学家》和主要的专业杂志的评论。然而，在其后的18年中，这本面向一般群众，由美国一个主要大学的教授所撰写的书却销售了40万本以上。可以想像，由一个类似职业声誉的经济学家所撰写的而又倾向于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著作决不会受到类似的缄默抵制。

    在过去25年里，知识分子思潮有多大的变化可以从我妻子和我于1980年出版并继承《资本主义与自由》基本哲理的《自由选择》所受到的大为不同的接受程度加以证实。对于《自由选择》各个主要刊物却予以评论，而且经常是长篇特写。此书不但部分地转载于《书刊文摘》，而且还在封面上加以表明。《自由选择》在它出版第一年，就在美国销售了约40万本硬面本，被翻译成12种外国文字，并且在1981年早期发行了大批量的平装本。

    我们相信这两本书所受到的不同的接受程度绝不能以品质的差异加以解释。确实，较早出版的那本书更加哲理化和抽象化，从而更加涉及基本原理。其后的《自由选择》，正像我们在该书的序言里所说的那样，具有“更多的现实内容和较少的理论框架”。它补充而不是取代《资本主义与自由》。从表面上看来，接受程度的不同可以归结为电视广播的力量。《自由选择》是根据我们同一名称的PBS电视系列节目而撰写的，因此可以认为电视系列节目的成功使得该书受到巨大的关注。

    上述的解释是表面化的，因为电视节目的成为事实以及成功的本身就是知识分子思潮变化的证据。在1960年代，从来没有人向我们联系过像《自由选择》那样的电视系列节目。那时，这种节目很少会有赞助人。如果这种节目碰巧被制作出来，那么也不会有大量的观众接受节目的观点。与表面化的解释不同，对后一本书不同的接受程度和电视系列片的成功正是舆论气氛变化的共同后果。目前，我们这两本书的观点仍然远离知识分子思潮的主流，但是他们至少在知识分子群体内受到尊重，并且很可能接近于广大群众的共识。

    这种舆论气氛的改变的原因并不来自本书或者来自许多其他的著作，例如，具有相同哲理传统的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宪章》。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引用《评论》的编者在1978年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研讨会所散发的征稿启事。征稿启事的部分内容为：“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观点近来对一些知识分子而言，开始成为似乎可信的说法，而这些知识分子在过去不但一度把这种观点看成是错误的，而且甚至看成是政治上危险的。”我提供的稿件包含了《资本主义与自由》的一段引文、亚当•斯密著作的一段较短的引文以及稿件结束时的邀请语：“欢迎参加。”即使在1978年，在除我以外的25位提供稿件的人中，只有9位表示了能够被认为是同情《资本主义与自由》的基本思想的观点。

    舆论气氛的变化是由事实经验，而不是由理论或哲学所造成的。一度是知识分子阶层希望所在的苏联等国家显然已经失败。英国，它的费边主义对美国知识分子曾经起着决定性作用，已经深深地陷入困境。以接近美国的情况而言，总是坚信大政府的知识分子和美国民主党的绝大多数的支持者已经对越南战争感到困惑，尤其是对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所起的作用更是如此。许多大规模的改革措施——那些在过去有代表性的项目，如福利措施、公共住房、对工会的支持、学校的统筹、联邦政府对教育的补助等行动——正在变为空中楼阁。这些人正和美国其他人一样，他们的钱包正由于通货膨胀和高额税收而受到冲击。这些事实，而不是那些论述原理著作的说服能力，才能解释从1964年巴里•戈德华特的压倒一切的失败，到1980年罗纳德•里根压倒一切的胜利的转变——这两个人在实质上具有相同的纲领和相同的观点。

    既然如此，类似本书的著作的作用究竟何在呢？以我的看法，有两个。第一，为茶余饭后的闲谈提供一个主题。就像我们在《自由选择》的序言中所写的那样：“惟一真正能说服您的是您自己。您必须在空闲时把问题在您脑中反复思考，考虑许多争论之点，让它们持续酝酿；经过一段长时间以后，您的偏好就会成为确信无疑的信念。”

    第二，而且，更为基本的是，使得各种解决问题的道路继续存在，以便在条件成熟时加以选择。在私人的，特别是在政府的事务处理中，存在着巨大的惰性——即：受到维持现状的力量的统治。只有一次危机——不论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被感觉到的——才能造成真正的变化。当那种危机出现时，所采取的行动就取决于当时存在的各种观点。这些，我认为，就是我们的基本作用，即：对现有的政策提出另一些可供选择的替代办法，使得这些办法不致湮没无闻并且能为人们所使用，一直到原来是在政治上不可能的事情成为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事情。

    或许我本人的一次经历会证明我的上述论点。在1960年代的后期的某一个时候，我在威斯康星大学和一个坚持过时观点的集体主义者利昂•凯瑟林进行辩论。他那时认为，他对我的决定性的一击就是把我的观点作为极端反动的事物来加以取笑，而且他所选择这样做的方法是：朗读本书第二章的收尾部分包含的一系列政策的清单。我写道：这些政策“按照我的理解，根据以上所论述的原则，是不能够被证实为是合理的”。当他朗诵我对价格支持、关税等政策的严厉批评时，他从学生听众中得到了他想要取得的效果，一直到他朗诵到清单中的第11点“和平时期征兵制度”时，这一效果才告终止。我反对征兵的意见引起热烈的掌声，从而使他失掉了那些听众和那次辩论。

    顺便指出，征兵是我在清单中所列出的14项不合理的政府活动中惟一的到目前为止已经被取消的项目——而且这一胜利绝不是最终的。在许多其他项目方面，我们现在比过去和本书所主张的原则偏离的程度还要大一些——这一偏离一方面是舆论气氛变化的原因，而在另一方面，又可以证明：这种变化到目前为止的实际影响是很小的。这也可以证明：即使本书的某些例证和具体论述可能已经过时，但是本书的主旨对1981年和1962年的情况同样适用。

　　　　　　　　　　                   中译本序言

    本书作者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  )是美国人，为该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曾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并且获得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他被认为是西方最保守的经济学者之一，曾任美国共和党的人物尼克松和戈德华特的私人经济顾问。弗里德曼的主要著作有：《对货币数量论的研究》、《消费函数理论》、《资本主义与自由》、《美国货币史，1867—1960年》、《自由选择》等书以及许多篇文章和小册子。

    弗里德曼的声誉主要来自他在三个方面的著作：第一，对资产阶级货币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货币数量论的研究，由于在这一领域中的著作，他成为西方的“货币主义”的领袖并且被认为是目前的西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先驱者；第二，在消费函数上的永久性收入的理论；第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而本书是他阐述第三方面观点的有代表性的著作。

    新自由主义是西方极端右倾的与政治密切有关的经济思想流派。很可能由于它的极端右倾的特点，虽然受到西方保守政治家的推崇并且在目前扩大了它的影响，但是，正如弗里德曼在本书《1982年序言》中所承认的那样，它仍然未能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而且它在实际问题上的作用依然有限。

    新自由主义大致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其代表人物为西德的欧根、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以及本书的作者弗里德曼等人。新自由主义者颂扬自由放任下的资本主义的市场和价格制度，认为它几乎是解决任何经济问题的最好机制。虽然如此，他们并不赞成完全不受束缚的“自由放任”。他们主张，国家应该创造条件使市场和价格制度发挥最大的功能。对于他们所承认的市场和价格制度的不足之处，他们也赞同国家进行干预。但是，他们又认为，一方面应把干预限制在最少的程度，另一方面，最好还要通过市场和价格制度来进行和实现干预，以便取得最好的效果。

    在本书中，弗里德曼论述了大致相似的观点。他宣称，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把人们组织起来从事生产活动的最好的方式，是在没有强制手段下的人们之间的自愿合作并且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缔结相互有利的契约。他写道：“通过自愿交换所组成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私有企业交换经济——即我们一向称之为竞争的资本主义。”据说这种制度在促进人类的自由上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

    把这一说法作为根据，弗里德曼对西方国家近数十年来对经济生活的日益扩大的干预，特别是美国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这种日益扩大的干预不但构成对自由的威胁，而且也缺乏效率，从而不会取得干预所期望得到的成果。因此，他主张，某些被他认为是不必要的干预项目(如发给营业执照)应该取消，而某些被一般人认为是必要的干预项目(如邮政)应改由私人经营。换言之，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不但要被限制在最低的水平，而且还应尽可能地通过市场和价格制度来加以执行。据说，这样不但可以取得最有成效的结果，而且还可以保卫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从而也就可以保卫他所信奉的自由的原则。

    由此可见，弗里德曼在本书中所做的，正和许多新自由主义者一样，不过是在“保卫自由”的名义下，重复过去流行于西方的“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的论调。然而在事实上，自由放任下的资本主义并不像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是通过完全自愿的交换而组成的自由社会，特别是对广大的白领和蓝领劳动者而言，情况更是如此。没有生产资料的广大劳动者往往为了生存而不得不由于生存的需要而被迫缔结雇佣劳动的契约。对于西方所宣传的这种自由，马克思早已多次指出它的虚伪性质。例如，马克思曾以讽刺的语气写道：“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惟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

    当然，本书的错误之处远不限于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国内外出版的为数众多的全面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著作。

    尽管本书的主要观点具有很大的错误之处，但是，本书也具有某些值得参考的论点和资料。例如，为了论证减少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弗里德曼部分地否定凯恩斯主义并且全面地否定它所支持的财政政策。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一方面指出凯恩斯的著名的“乘数论”的无效之处，另一方面又说明，由于时间的拖延，财政政策不但不能稳定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反而会扩大它的波动程度。这些论点对于评价凯恩斯主义具有一定的意义。又例如，为了说明自由竞争的“优越性”，弗里德曼揭露了美国医学协会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不惜牺牲人的健康而对美国的医疗事业进行有害的控制。这种资料有助于暴露自私自利的动机对社会可能造成的有害后果。

　　　　　　　　　　　　　　　　　　　　　　　　　　　　高鸿业
　　　　　　　　　　　　　　　　　　　　　　2003年5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本书序言

    在1956年6月，我在约翰•范•西克尔和本杰明•罗格主持并由福尔克尔基金会发起的在瓦巴西学院的一次会议上作了一系列演讲。本书就是这些讲稿经过长期拖延后的产物。在其后的各年里，我在不同的福尔克尔会议上作了同样的演讲，包括阿瑟•肯普在克拉蒙特学院、克拉伦斯•菲尔布鲁克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和理查德•莱夫特威奇在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主持的会议。每次演讲的内容包括本书阐述原理的第一和第二两章，然后把原理应用到不同类型的特殊问题上去。

    我感谢这些会议的主持人，原因不仅在于他们邀请我作了演讲，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演讲的评论和把演讲以暂时性的方式写下来的友好压力。同时，我感谢负责安排这些会议的福尔克尔基金会的理查德•考纽理、肯尼思•坦普尔顿和伊凡•比尔利。我还感谢参加这些会议的人，由于他们对这些问题深刻的探索和浓厚的兴趣以及难于满足的求知欲迫使我重新考虑许多问题，并改正了很多错误。这一系列的会议成为我一生中最有启发性的求知生活中的一部分。不用说，很可能是没有一个会议主持人或参加者同意这本书的一切。但是我相信，他们不会不愿意承担为了促成这本书而作出的某些贡献。

    我把这本书里的哲学观点以及其很多的细节归功于很多老师、同事和朋友们，最主要的是归功于我能荣幸地与之交往的芝加哥大学的杰出的一群人物：弗兰克•H．奈特、亨利•C．西蒙斯、劳埃德•W．明茨、艾伦•德赖克特，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和乔治•J．施蒂格勒。我请求他们原谅，他们会在这本书里找到论述中的很多没有被我具体地指出是他们的观点。我曾向他们学习的如此之多，而我所学到的东西又已经在如此大的程度上成为我自己思想中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不知道如何去选择出应该指出的属于他们的观点。

    我不敢试图列出我要感谢的许多其他人的名单，免得在无意中疏忽了应该列出的名字，从而造成对他们的不公正。但是，我不得不提一下我的孩子，珍妮特和戴维。他们不愿意接受不加论证的事物的态度，迫使我以简单的语言来表达技术性的事物；从而，一方面改善了我对各个论点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使我有可能改善我的表达方法。我必须指出，他们也只能承担本书的任务，而不是本书的观点。

    我在本书中随意地使用我过去出版的著作中的材料。第一章是费利克斯•莫利编的《个人主义论文集》(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58年)中的同名文章的改写本，也是以不同形式发表于《新个人主义评论》第一卷，第一期(1961年4月)的同名文章的改写本。第六章是首先发表于罗伯特•A．索洛编的《经济学和公众利益》(洛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55年)的一篇同名文章的改写本。其他章节的零星部分系取自我写的其他文章和书籍。

    “如果没有我的妻子，这本书肯定是写不成的”这种说法已成为学术著作序言中的常见的话。对这本书而言，这句话完全是合乎事实的。她把不同讲稿中的片断综合在一起，根据不同的版本，把讲稿改变成比较接近于书面英语，她始终是推动本书完成的动力。在内封页上所作的说明低于她的真正的作用。

    我的秘书穆里尔•A．波特工作很有效率，在需要时又是一个可靠的力量；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本书的底稿以及前几稿的一部分的字是她打的。

    《资本主义与自由》阐述的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是西方极端右倾的与政治密切有关的经济思想流派。他们颂扬自由放任下的资本主义的市场和价格制度，认为它几乎是解决任何经济问题的最好机制；主张国家应该创造条件使市场和价格制度发挥最大的功能。尽管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具有很大的错误，但《资本主义与自由》也具有某些值得参考的论点和资料。这些资料有助于暴露自私自利的动机对社会可能造成的有害后果。

 

    《资本主义与自由》的主要论点为：竞争的资本主义——即通过在自由市场上发生的私有企业来执行我们的部分经济活动——是一个经济自由的制度，并且是政治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资本主义与自由》的次要论点是：政府在致力于自由和主要依赖市场组织经济活动的社会中所应起的作用。

2002年版序言
1982年版序言
序言
绪论
第一章 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
第二章 自由社会中政府的作用
第三章 货币的控制
第四章 国际金融和贸易安排
第五章 财政政策
第六章 政府在教育方面的作用
第七章 资本主义和歧视
第八章 垄断以及企业和劳工的社会责任
第九章 职业执照
第十章 收入的分配
第十一章 社会的福利措施
第十二章 贫穷的减轻
第十三章 结论

第一章 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

 

 

    人们普遍相信政治和经济是可以分开的，并且基本上是互不相关的；相信个人自由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物质福利是一个经济问题；并且相信任何政治安排可以和任何经济安排结合在一起。当。前这种思想的主要表现是很多人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些人强烈谴责苏联“集权社会主义”强加于个人自由的种种限制的严重程度，并认为一个国家有可能采用苏联经济安排的主要特征，然而又能够通过政治安排来保证个人自由。这一章的论点是：这种观点是一种错觉；在政治和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和经济的安排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合方式；特别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在保证个人自由的意义上不可能是民主的。
经济安排在促进自由社会方面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

 

……

自由主义和平均主义

 

 

    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是：相信个人的尊严，相信根据他自己的意志来尽量发挥他的能力和机会，只要他不妨碍别人进行同样的活动的话。在一种意义上，这意味着对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信念；在另一种意义上，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信念。每个人都有得到自由的平等权利。这是一个重要和基本的权利正是因为人们是不相同的；因为，一个人会比另一个人愿意用他的自由来做不同的事情，而在这个过程中，他能够比另一个人对许多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一般文化作出更多的贡献。

 

 

    因此，自由主义者在一方面会严格区别均等权利和均等机会，P211而另一方面，严格区别物质的均等或成果的均等。他可能欢迎自由社会迄今比任何其他社会趋 于具有更多的物质的均等这一事实。但是，他会把它看作为自由社会的合乎理想的副产品之一，而不是它存在的主要理由。他将欢迎既促进自由又促进均等的措施 ——如消除垄断权力和改善市场运转的措施。他将把旨在于帮助较不幸的人的私人慈善行为看作为正确使用自由的一个例子。他可能赞成国家对改善贫穷而采取的行 动看作为社会大多数人能达到一个共同目标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然而，他这样做时会感到遗憾，因为，必须使用强制的手段来代替自愿的手段。

 

 

    均等主义者也会走得这样远。但是他会走得更远。他会为取自某些人来给予其他人的行动进行辩护，不把这一行动当作为“某些人”能够达到他们所想要达到的目标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而是把“公正”当作为辩护的理由。在这一点上，均等显然与自由发生冲突。我们必须加以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可能既是均等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