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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所从事的一些工作有关。当我在1997年初开始思考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时，有两个中心的问题占据着我的思想：一个是对后果主义的道德理论的某种辩护，另一个是休谟主义者与康德主义者之间关于“实践理性”的本质的争论。这两个问题在当时都是学界争论的焦点，而且至今依然如此。我已经就第一个问题写了我的博士论文的第一稿，但我最终废弃了那个计划，部分原因在于我发现我所提出的见解并不具有充分的原创性。当然，我已经就此积累起来的思考也不算白费，因为这些思考使我逐渐认识到，规范伦理学的研究与元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其实具有本质的联系。所以，在接手处理第二个论题时，我已经有意识地把我对伦理问题的理解和探究建立在一个更加广泛的背景和基础上。这个思想在本书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如果国内读者能够接受和认同对伦理学的这种探讨，我的心愿就算实现了。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本书不是我的博士论文的中译本。在我提交给答辩委员会的论文中，我几乎花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处理我对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和道德心理学的理解。因为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的目的实际上是要表明，就休谟和康德而论，不论是在他们的理论哲学上还是在他们的实践哲学上，他们都有一些尚未得到充分注意的相似性和亲和力。大家都知道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要回答休谟的怀疑论挑战，因此，休谟对康德的理论哲学的影响已经是一件十分明显的事情。然而，很多哲学家，尤其是那些来自康德阵营的哲学家，不是忽视就是尚未发现另一个重要的事实：从休谟对“理性”的处理中，我们可以发现理解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的一条重要途径。康德的理性概念需要得到理解，因为康德对这个概念的论述在他的先验观念论体系的掩盖下显得非常令人困惑。由于忽视了这个重要的事实，这些哲学家就把休谟和康德对“实践理性”这个概念的理解看作是根本上对立的，因此就在当代的元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中制造了“休谟主义”与“康德主义”的分野。然而，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个假象。
我的博士论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澄清这一点。然而，这篇论文在篇幅上大大超过了研究生院通常制定的要求。所以，在按要求把论文正式提交给学校时，我已经接受答辩委员会主席Brian Barry的建议，删除了在最初的版本中我对康德的大多数处理，尤其是对康德的“理性”概念的起源的探究，把主要的内容限制到对休谟的论述。所以，按照答辩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的意见，我实际上是写了“两篇”博士论文，尽管他们也认为我的论文是高度完整的。我对康德的“理性”概念的起源的分析仍然没有纳入本书，主要是因为我现在逐渐意识到，我对康德的思考和理解仍然不够成熟。因此，我计划在我即将撰写的著作《理性、自由与道德》中，再来完成我对康德的道德和政治哲学的比较成熟的思考。
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我的学业得到Brian Barry、Charles Larmore、Philip Pettit、Thomas Pogge、Andrew Nathan和Jeremy Walrdon等人的激励、关怀和支持，借本书出版的机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主要是立足于英文原稿，在翻译和修改的过程中，靳希平教授给予很多鼓励和支持，谨此致谢。鉴于本书是从我的英文原稿翻译过来的，如果有些读者发现有很多表述不太符合中文习惯，我恳求你们的谅解，因为我仍然相信，比较长的语句有助于精确地表达我想要传达的思想和论证。
最终，我把这本书题献给我的父母和“小熊”，感谢他们多年来对我的支持、理解和爱。正如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到的，在某种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支持和宽容，也是本书的一个潜在主题。
徐向东
2003年4月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本书不是我的博士论文的中译本。在我提交给答辩委员会的论文中，我几乎花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处理我对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和道德心理学的理解。因为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的目的实际上是要表明，就休谟和康德而论，不论是在他们的理论哲学上还是在他们的实践哲学上，他们都有一些尚未得到充分注意的相似性和亲和力。大家都知道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要回答休谟的怀疑论挑战，因此，休谟对康德的理论哲学的影响已经是一件十分明显的事情。然而，很多哲学家，尤其是那些来自康德阵营的哲学家，不是忽视就是尚未发现另一个重要的事实：从休谟对“理性”的处理中，我们可以发现理解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的一条重要途径。康德的理性概念需要得到理解，因为康德对这个概念的论述在他的先验观念论体系的掩盖下显得非常令人困惑。由于忽视了这个重要的事实，这些哲学家就把休谟和康德对“实践理性”这个概念的理解看作是根本上对立的，因此就在当代的元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中制造了“休谟主义”与“康德主义”的分野。然而，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个假象。
我的博士论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澄清这一点。然而，这篇论文在篇幅上大大超过了研究生院通常制定的要求。所以，在按要求把论文正式提交给学校时，我已经接受答辩委员会主席Brian Barry的建议，删除了在最初的版本中我对康德的大多数处理，尤其是对康德的“理性”概念的起源的探究，把主要的内容限制到对休谟的论述。所以，按照答辩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的意见，我实际上是写了“两篇”博士论文，尽管他们也认为我的论文是高度完整的。我对康德的“理性”概念的起源的分析仍然没有纳入本书，主要是因为我现在逐渐意识到，我对康德的思考和理解仍然不够成熟。因此，我计划在我即将撰写的著作《理性、自由与道德》中，再来完成我对康德的道德和政治哲学的比较成熟的思考。
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我的学业得到Brian Barry、Charles Larmore、Philip Pettit、Thomas Pogge、Andrew Nathan和Jeremy Walrdon等人的激励、关怀和支持，借本书出版的机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主要是立足于英文原稿，在翻译和修改的过程中，靳希平教授给予很多鼓励和支持，谨此致谢。鉴于本书是从我的英文原稿翻译过来的，如果有些读者发现有很多表述不太符合中文习惯，我恳求你们的谅解，因为我仍然相信，比较长的语句有助于精确地表达我想要传达的思想和论证。
最终，我把这本书题献给我的父母和“小熊”，感谢他们多年来对我的支持、理解和爱。正如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到的，在某种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支持和宽容，也是本书的一个潜在主题。
徐向东
2003年4月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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