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分工、比较优势与文化产业发展》是在我们承担的山西省建设文化强省“长治杯”竞赛重点社科课题的同名研究报告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是一本从经济学角度解读文化产业的理论著作。
1947年，当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霍克海默(M．Horkheimer)与阿多诺(Theodor Adorno)首次提出文化产业(又称文化工业)概念后，文化产业理论就正式诞生了。继法兰克福学派之后，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基本形成了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产业应用理论研究两个派别，尤其是后者在近年来得到长足发展。其间，虽然个别学者也尝试对文化产业进行经济学与管理学角度的解释，如约翰•费斯克把文化经济作为区别于金融经济的特殊现象进行经济学解释，查尔斯•兰蒂(Charles Landry)将“价值生产链分析法”引入文化产业的应用研究，安迪•C．普拉特将文化产业生产体系视为一个包括内容的创意、生产输入、再生产和交易四个部分的生产链等。但是，整体观察，无论是对文化产业持批判态度的法兰克福学派，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伯明翰学派都将文化产业放在文化学、哲学的视野中进行研究，而且集中于产业化形式对文化本身的影响，对文化作为一种产业的产生及其发展规律研究则很少涉及。
新奇的是，与理论界对文化产业经济属性研究不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实中文化产业经济属性日益突显。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独立产业的属性在频繁而强大的经济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据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美国文化产业的产值占GDP的12％，英国文化产业产值占GDP的10％，日本文化产业产值占GDP的18．6％，意大利则高达25％。1995年日本娱乐业经营收入已经超过日本汽车工业产值。2000年，美国电影、电视和音像出版等出口总收入已达700亿美元，成为美国出口创汇仅次于航天业的第二大产业。文化产业被更多的国家视为支柱产业，更多的人将文化产业认作21世纪的朝阳产业和黄金产业。
尽管我国刚刚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还缺乏作为“后工业化”时代和休闲社会产物的文化产业成长的肥沃土壤，但是，文化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地位的上升，无疑为我国带来了走出“比较优势陷阱”、抢占国际产业分工有利地位的契机。而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健康、跨越式发展，抢占国际产业分工“前沿阵地”，不仅需要理论界从哲学、历史、文化角度研究文化产业，更需要对文化产业进行经济学研究，剖析其内在机理、产业特性及其基本规律，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智力和理论支持。
山西省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正是肩负着这样的历史使命成立的，它是山西省为贯彻十六大关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精神，实施建设文化强省战略，在研究机制上创新的产物。“中心”依托山西省唯一的财经类院校——山西财经大学，充分发挥财经类院校经济学研究的优势，以中国人民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为顾问，经济学家冯子标教授为主任，集结了一批多年来从事经济学、统计学、数学、管理学的学者，将研究特色定位于运用经济学理论对文化产业进行解读，建立文化产业的经济学理论，为山西省文化强省战略的实施提供智力和理论支持。“中心”2003年成立以来，已经完成了山西省社科规划办项目“山西省文化产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研究”和“山西省文化资源评估指标体系及评估方法研究”，正在进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促进文化产业快速健康发展问题研究”、山西省软科学课题“山西省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山西省发改委全国招标课题“山西省发展文化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研究”，以及山西省社科规划办“绵山文化产业发展案例研究”、“山西省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研究”、“文化特色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等课题的研究。
2004年，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为促进文化强省建设，将竞赛机制引入社科研究，与山西省长治市联合举办了山西省建设文化强省“长治杯”重点社科课题竞赛活动。我们以“分工、比较优势与文化产业发展”为题参与了竞赛。经过一年的辛劳，完成了研究报告，并在研究报告基础上撰成本书。
与国内外相关著作相比，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解读文化产业，将经济学理论中著名的分工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引入对文化产业的研究。首先运用分工理论分析文化产业兴起的逻辑，然后通过历史考察，论证了社会分工演进与文化产业兴起的内在联系，得出文化产业的兴起是社会分工演进结果的结论。在此基础上，运用以分工理论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分析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指出可以从要素禀赋、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培育文化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美国、欧洲、韩国基本上代表了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三种基本模式，即资本主导型、资源依托型和产业政策推动型。一方面我们应该利用当前国际文化产业分工格局正在形成过程之中的机遇，利用我国比较优势大力发展本国文化产业，抢占产业分工的有利地位；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够过于强调比较优势，防止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最后，通过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多重压力的分析，运用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强劲的文化消费需求，进而提出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应该走以资源为依托的需求导向型模式以及实施这一模式的配套政策。
然而，作为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由于知识和研究领域的限制，我们对文化产业的产业属性强调有加，而对文化产业文化属性的认识存在不足，甚至可能存在许多片面的认识。这也正是本书的不足所在，希望读者、专家批评指正。
作 者
2005年6月于太原
1947年，当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霍克海默(M．Horkheimer)与阿多诺(Theodor Adorno)首次提出文化产业(又称文化工业)概念后，文化产业理论就正式诞生了。继法兰克福学派之后，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基本形成了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产业应用理论研究两个派别，尤其是后者在近年来得到长足发展。其间，虽然个别学者也尝试对文化产业进行经济学与管理学角度的解释，如约翰•费斯克把文化经济作为区别于金融经济的特殊现象进行经济学解释，查尔斯•兰蒂(Charles Landry)将“价值生产链分析法”引入文化产业的应用研究，安迪•C．普拉特将文化产业生产体系视为一个包括内容的创意、生产输入、再生产和交易四个部分的生产链等。但是，整体观察，无论是对文化产业持批判态度的法兰克福学派，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伯明翰学派都将文化产业放在文化学、哲学的视野中进行研究，而且集中于产业化形式对文化本身的影响，对文化作为一种产业的产生及其发展规律研究则很少涉及。
新奇的是，与理论界对文化产业经济属性研究不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实中文化产业经济属性日益突显。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独立产业的属性在频繁而强大的经济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据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美国文化产业的产值占GDP的12％，英国文化产业产值占GDP的10％，日本文化产业产值占GDP的18．6％，意大利则高达25％。1995年日本娱乐业经营收入已经超过日本汽车工业产值。2000年，美国电影、电视和音像出版等出口总收入已达700亿美元，成为美国出口创汇仅次于航天业的第二大产业。文化产业被更多的国家视为支柱产业，更多的人将文化产业认作21世纪的朝阳产业和黄金产业。
尽管我国刚刚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还缺乏作为“后工业化”时代和休闲社会产物的文化产业成长的肥沃土壤，但是，文化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地位的上升，无疑为我国带来了走出“比较优势陷阱”、抢占国际产业分工有利地位的契机。而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健康、跨越式发展，抢占国际产业分工“前沿阵地”，不仅需要理论界从哲学、历史、文化角度研究文化产业，更需要对文化产业进行经济学研究，剖析其内在机理、产业特性及其基本规律，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智力和理论支持。
山西省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正是肩负着这样的历史使命成立的，它是山西省为贯彻十六大关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精神，实施建设文化强省战略，在研究机制上创新的产物。“中心”依托山西省唯一的财经类院校——山西财经大学，充分发挥财经类院校经济学研究的优势，以中国人民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为顾问，经济学家冯子标教授为主任，集结了一批多年来从事经济学、统计学、数学、管理学的学者，将研究特色定位于运用经济学理论对文化产业进行解读，建立文化产业的经济学理论，为山西省文化强省战略的实施提供智力和理论支持。“中心”2003年成立以来，已经完成了山西省社科规划办项目“山西省文化产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研究”和“山西省文化资源评估指标体系及评估方法研究”，正在进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促进文化产业快速健康发展问题研究”、山西省软科学课题“山西省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山西省发改委全国招标课题“山西省发展文化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研究”，以及山西省社科规划办“绵山文化产业发展案例研究”、“山西省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研究”、“文化特色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等课题的研究。
2004年，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为促进文化强省建设，将竞赛机制引入社科研究，与山西省长治市联合举办了山西省建设文化强省“长治杯”重点社科课题竞赛活动。我们以“分工、比较优势与文化产业发展”为题参与了竞赛。经过一年的辛劳，完成了研究报告，并在研究报告基础上撰成本书。
与国内外相关著作相比，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解读文化产业，将经济学理论中著名的分工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引入对文化产业的研究。首先运用分工理论分析文化产业兴起的逻辑，然后通过历史考察，论证了社会分工演进与文化产业兴起的内在联系，得出文化产业的兴起是社会分工演进结果的结论。在此基础上，运用以分工理论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分析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指出可以从要素禀赋、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培育文化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美国、欧洲、韩国基本上代表了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三种基本模式，即资本主导型、资源依托型和产业政策推动型。一方面我们应该利用当前国际文化产业分工格局正在形成过程之中的机遇，利用我国比较优势大力发展本国文化产业，抢占产业分工的有利地位；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够过于强调比较优势，防止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最后，通过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多重压力的分析，运用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强劲的文化消费需求，进而提出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应该走以资源为依托的需求导向型模式以及实施这一模式的配套政策。
然而，作为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由于知识和研究领域的限制，我们对文化产业的产业属性强调有加，而对文化产业文化属性的认识存在不足，甚至可能存在许多片面的认识。这也正是本书的不足所在，希望读者、专家批评指正。
作 者
2005年6月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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