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本学研究（第一辑） 写本学研究

第一家以“写本学”为名的学术集刊

所收论文均为学术界著名学者作品。

伏俊琏，现为西华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四川省人文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古代文学特色文献研究团队”负责人，四川省“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四川省“嘉陵江英才工程”入选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20世纪以来，随着战国到汉晋简帛文献、敦煌写本和吐鲁番文书等的发现，大量宋以前的写本重现于世，在此基础上，写本学应运而生。 近年来，受书志学、考古学方法的影响，我国写本学研究的面貌有了较大变化，一批学者从写本整体入手，发现了诸多学术新问题，写本学研究逐渐发展起来。本辑则是国内第一家以“写本学”为名的学术集刊。《写本学研究》第一辑所收论文均为学术界一流学者作品，作者有如日本汉学大家藤枝晃、国内一流学者张涌泉、荣新江、郝春文、朱玉麒，也有我国台湾地区著名学者赖瑞和、郑阿财。

 

什麽是寫本學
——榮新江、伏俊璉、游自勇西華師範大學文學院對談録 ……… 1
歐洲實物寫本學簡論 ……… 馮　婧/ 16
法藏敦煌遺書P.3730 的寫本學研究 ……… 王使臻/ 31
敦煌寫本S.3227+S.6208+S.11423+S.5731 綜合研究 ……… 郝雪麗/ 44
日藏古筆切《贈鄭員外》詩與《七老會詩》叙考 ……… 陶新昊/ 57
藏文寫本古籍紙頁殘片的顯微分析 ………易曉輝　索朗仁青/ 68
藏文古籍寫本邁向刻本時——以元刻爲例 ……… 薩仁高娃/ 85
嶽麓秦簡《尉郡卒令》初探 ……… 周海鋒/ 95
北大漢簡《蒼頡篇》釋文商兑 ……… 張存良/ 106
《搜神記》所載周幽王生年補證 ……… 邱　奎/ 125
雜史類清抄本十種叙録 ……… 沈　蕙/ 131
清代南部縣衙檔案俗字考證 ………唐樹梅/ 139
姚華碑帖觀探析
——以《弗堂類稿•序跋》爲視角的解讀 ………鄭海濤　趙　欣/ 144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5—11 世紀中國文學寫本整理研究”成果選登
——S.2607+S.9931 寫本校録及研究 ………重大項目課題組　伏俊璉執筆/ 151
伍非百與湯炳正
——四川現代學術史上一段珍貴的友誼 ………湯序波/ 180
蔣禮鴻致王重民信劄鉤沉 ……… 王安琪/ 187
趙逵夫《隴南金石校録》文化價值論析 ……… 蒲向明/ 198

榮新江教授：
這次來開會的，還有幾位高手，像黄正建老師，正在推動做古文書學的研究。另外，吴麗娱老師做的書儀其實更加靠近文學的領域。我對文學涉獵不多，基本上是一個純粹的學歷史的。我是隋唐史專業，1978 年上大學，北京圖書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交换了微縮膠捲，北大圖書館也複製了伯希和的敦煌卷子微縮膠捲。伯希和的那一批卷子，從漢學研究的角度來講資料最爲豐富，比斯坦因的藏卷更豐富（斯坦因那套卷子的微縮膠捲我們國家20 世紀60 年代就得到了），北大的先生們特别看重，因此開設了敦煌的課程，我就跟着他們做敦煌學。以後由於我自己的興趣，又搜集了一些中外關係的材料，所以我現在一方面帶隋唐史的博士碩士，另一方面也帶中外關係史的博士碩士。在文學的領域還是不敢奢談的，但是，做敦煌學的一個好處就是跨學科，做歷史的非涉及文學不可。敦煌的寫本，一面可能主要是歷史的東西，另一面可能就是佛教的東西了，或者就是文學的材料。所以做敦煌的材料時，你必須對很多方面都有一定的瞭解。我們現在有一個整理小組，包括中國人民大學的孟憲實和社科院的孟彦弘等幾位先生，與旅順博物館合作，整理他們收藏的一些文書。因爲日本的大谷探險隊當年搜集到的文書，1945 年戰敗前運回去了一些，放在了龍谷大學，而主體部分則留在了旅順。我們現在處理的東西有兩萬五千多片，雖然殘片很小，但是數量和内容非常可觀。現在的博士生和碩士生都在進行電子檢索，他們在整理這些殘片的時候速度非常快，比前人比定出來的東西要多得多。
伏老師這邊剛剛成立了一個寫本學中心，我也不清楚在座的老師和同學有多少人參加了寫本學項目。我昨天在會議上的發言可能很多同學也聽到了，我簡短地陳述了面對一個巨大的寫本寶庫，我們要建立一個什麽樣的寫本學，要用一種什麽樣的精神去建立寫本學的學科，要怎麽破除版本學給我們帶來的一些思維禁錮和固定認識。包括我們對於本子的界定，包括我們校勘的方法。現在中國長江流域一帶，出土了從春秋戰國到兩漢時代的大量簡牘和帛書，比以前我們只看到的西北地方的敦煌漢簡要多得多。過去西北地方的簡牘，李學勤先生曾經評價説“不涉要典”，也就是説没有什麽重要的典籍。從“書”的角度來講，基本上没有什麽正經的書，有的也就是《急就篇》之類的字書。還有的東西就是“日曆”，現在算書了，當時是不算書的。還有一些是中央頒布的律令，律令在《漢書·藝文志》的時代是不算書的，《隋書·經籍志》以後才作爲“書”加以著録。那是法律document，不是text，是“文書”。所以我這次是帶着這樣的想法來參加寫本學的會議的，不知道伏老師的寫本學究竟是包含什麽？其實我那天做總結報告時説話非常猛，雖然很多人都是我的同行，但是比較年輕，我現在有一定的年齡了（笑）。我説你們拿過來開會的文章許多都不是寫本學的文章。我當時説話有點猛，現在已經後悔莫及了（笑）。我的意思就是説，現在大部分的學者都還在做“document”，在做“文書”，而我認爲伏老師現在提出的從中文領域出發的寫本學正是在研究“書”。過去我們北大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在做敦煌吐魯番學的論文集時，就不知道該起什麽名字。因爲敦煌文書很難拿一個詞來界定。最早的時候叫“敦煌遺書”，以前敦煌文物研究所下邊有一個敦煌遺書研究所，結果當地的老鄉就過來説家裏人過世了，請你們過來寫個遺書吧（笑）。其實我們研究的“遺書”指的是古代的“遺書”，古人遺留下來的書籍。這個詞很容易誤解，所以他們當時就改成敦煌文獻研究所了。但是國家圖書館藏的這批敦煌文獻，自從清末運過來的那一天開始就叫“敦煌遺書”，現在國家圖書館有一個“敦煌遺書書庫”，就是專門存放敦煌文獻的。國家圖書館藏的敦煌文獻也已經出版了，也是用的“敦煌遺書”的概念（《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
但是“遺書”仍然在現代漢語中有歧義，所以我們當時問周一良先生，周先生就主張用“文獻”。用西文來界定的話，文獻就是“literary text”，實際上就是文學的文獻，就是成爲一種“書”的東西，“document”不是書的概念。但是廣義的“文書”也實際上可以包括到“文獻”的内涵中去，比如現在的敦煌文獻就包括了很多公私文書，這些公私文書都是狹義的“文書”。我理解的寫本學指的是研究“書”的學科，而且不僅僅是研究内容，也是研究外觀、格式和欄格之類的物質形態的學科。過去我們的學者很不注重這一方面，在法國方面很多學者都經常批評中國學者，説一件文書多高、多寬、多厚，欄格多長，格子多寬，你們完全没有數字。他們不知道我們中國學者没有原卷，見不到原卷，後來有了微縮膠捲以後，根據上邊給出的比例尺，可以算出一個大致的數字，不能像他們在巴黎那樣可以便捷地對照原件給出精確的數位。但是這個問題在今天能够很好地解决，網上有很多高清的圖片，有各種機會出國，寫本學就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機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