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学集成•海外潮人卷 精装潮学集成

重新发现族群荣耀与文化根脉，续写潮人精神的当代篇章

聚焦移民、侨社、侨乡、经济、民俗五大维度，展现潮人奋斗与文化魅力的经典之作；
系统梳理海外潮人迁徙、创业与反哺侨乡的全景图，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并重

 

“潮学集成”总序
陈平原
在中国，从源远流长的方志编纂，到清儒大规模辑存乡邦文献，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各省蔚然成风的地方文献整理与刊行，具有学科意味的地方性知识建构，终于逐渐成型。在此过程中，“地方上的”学问、思想与情怀，日渐显示其内涵与意义。若兼及对象、方法与境界，这四个互相关联但又不尽相同的关键词—“地方”“民间”“乡土”“边缘”，对于一向高高在上的主流/中心/整体的论述策略，隐约构成某种强有力的挑战。
从事人文中国研究，除了纵向的学科划分，如文学、史学、哲学、宗教、艺术、人类学、社会学等，还有横向的都市研究（比如“上海学”“北京学”）与地域研究。后者中，已发展成为世界性学问、拥有一大批专业人士的，当属藏学、敦煌学、吐鲁番学，这三大显学起步早，视野宽，资料丰富，学术积累深厚。至于第二梯队，目前还在开疆辟土，有很大发展空间，我首先推选的是潮学、徽学、客家学。
有趣的是，这“三大潜力股”都发轫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此前也有若干专门论述，但由浅入深、由小及大，逐步建设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这需要某个机缘。这里的标志性事件是：1992年9月，香港中文大学举办首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1993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首届潮州学国际研讨会”上，饶宗颐教授发表了著名的《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以要建立“潮州学”》；同年年底，饶先生及诸多专家商定，将“潮州学”简称为“潮学”。同样是1993年，安徽黄山市举办全国首届徽学学术讨论会暨黄山建设研讨会，第二年推出“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与敦煌学由外而内的发展路径不同，这“三大潜力股”的形成，明显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虽有一定程度的国际合作，但还是大陆学者起主导作用，且得到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
所谓“潮学”，主要以潮汕本地民众以及全球潮人的历史与现状为研究对象，涵盖地理、方言、经济、文化、宗教、民俗等，乃牵涉面甚广的综合性学科。若从1993年饶宗颐教授首举义旗算起，至今已过去三十二载。中国人喜欢说“三十而立”，因众多专家学者的共襄盛举，加上“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如今的“潮学”已初具规模，在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顺应此学术潮流，邀请二十位专家通力合作，编纂了十卷本的“潮学集成”。
从学术史立场，精心选择晚清以降国内外有关潮学的研究成果，分历史、方言、思想、民俗、文学、戏曲、美术、教育、文献、海外潮人等十个专题，各自单独成书，由久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一次性推出，这既是一种知识积累，也是一种学术表彰，更是一种精神标杆。此举的目的是正本清源、扬清激浊，影响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潮学研究的学风与方向。
这项工作，起始于2022年3月25日—在当天暨大潮州文化研究院讨论年度工作计划及经费预算的会议上，我建议编纂“潮学集成”。获得初步响应后，我用半个月时间拟就“潮学集成”编纂计划，并广泛征求师友及出版方意见。6月8日，暨大潮州文化研究院正式立项，由我担任编委会主任，林伦伦、黄挺、程国赋担任编委会副主任，并陆续敲定了各卷的主编人选。筹备工作进展十分顺利，于是，6月21日，暨大潮州文化研究院召开各卷主编视频会议，详细介绍工作计划及编纂体例，得到积极的反馈。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学术史总结，确立潮学研究的学术/精神标杆，为后来者指引方向。这就要求“潮学集成”必须将巨大的信息量、准确的历史描述，以及独立的学术判断，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对各卷主编的资格、能力及志趣提出很高的要求。有鉴于此，我们拒绝时下盛行的申请制，而是采用邀请制—敬请若干学有专长的朋友共同参与。
最初的设想其实很简单，只有以下这几条：第一，每卷30万字，包含一篇万字左右的导言，站在学术史角度，总结此领域的发展线索及现状；第二，特别注意钩沉早期文章，即便论述粗疏或表达不规范，只要真有见地，或曾推动学术发展，便值得收录；第三，兼及海外及港台学者的研究业绩；第四，名家好文章很多，但考虑到代表性，每册中同一作者论文原则上不超过两篇；第五，重要论述牵涉不同领域，初选时各自为战，而后再统一协调，互相趋避；第六，选录标准是曾在学术史上留下痕迹，除了完整论文，也可以是著作摘录，甚至残篇断简。
此后两年半时间里，我们不断完善编辑思路。除了个别沟通，解决一个个具体难题，全体编委集中深入讨论的是以下这两次：2023年9月7日召开的“潮学集成”编纂讨论会，再次商讨“潮学集成”的编纂宗旨、工作目标与技术要点，各分卷主编介绍编纂进度及面临的困难，出版方则详细分解编辑要求。2024年9月29日召开的“潮学集成”统稿会，就篇目确定、导言审读、体例统一，以及联系版权、交稿时间等，做了明确规定。
拿到陆续交来的文稿，阅读各卷选目及导言，说实话，我相当欣慰。这十卷“潮学集成”，包括陈春声、刘正刚主编的“历史卷”，林伦伦、陈晓锦主编的“方言卷”，陈少明、陈椰主编的“思想卷”，黄挺、陈贤武主编的“民俗卷”，吴承学、黄景忠主编的“文学卷”，吴国钦、梁卫群主编的“戏曲卷”，王璜生、李伟铭主编的“美术卷”，陈平原、林晓照主编的“教育卷”，周少川、陈广恩主编的“文献卷”，以及张应龙、李志贤主编的“海外潮人卷”。可以说一卷在手，百年潮学的规模、进路及境界，基本尽入眼中。
“潮学集成”共收录论文361篇，涉及作者近300人。受制于研究的历史及现状，各卷论文水平不太一致，有的比较成熟（比如历史、思想、方言、民俗、海外潮人这五卷），有的则相对稚嫩或松散。至于收文的时段以及评价的标准，取决于各卷主编的立场与眼光—为什么如此划界，甄选标准何在，导言怎么撰写，我等虽参与讨论，最终还是由各卷主编自行定夺。有大体，而无定体，允许伸缩，不强求一律，我以为是主持大套丛书应遵循的原则。
最后说一句略带广告意味的自我评价：十篇导言，固然代表十卷主编的学术立场；合起来，何尝不是一部言简意赅的“潮学”学术史？
2025年1月28—29日，除夕及大年初一，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张应龙，1958 年生，广东省潮阳人。现为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广东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广东华侨华人研究会监事长。长期从事华侨华人史研究、侨务政策与侨务工作研究、侨乡研究。主要编著有《华侨华人与新中国》《海外华侨与辛亥革命》《海外潮团发展报告（2015）》《海外粤籍华人社团发展报告（2018）》《中外侨务研究》《华侨华人与中国侨乡的现代化》《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等。
李志贤，1957年生于新加坡，俄亥俄大学教育学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南洋学报》主编，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汕头大学客座教授，现任国际潮学研究会、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等学术委员。主要编著有《蓝十春秋：新加坡潮人善堂考》《一脉相承：石叻澄邑先哲传略》《海外潮人的移民经验》《南洋研究回顾、现状与展望》《东南亚与中国——连结、疏远、定位》《东南亚潮人研究中文资料辑录》《新加坡潮人社团出版物辑录》等。

《潮学集成·海外潮人卷》除卷首导言外，共收录23篇文章，分为“移民史”“侨社与侨团”“潮人经济”“民俗文化”“海外潮人与侨乡”五辑。全书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海外潮人的奋斗历程与成就，深入探讨了海外潮人的文化特色以及他们对潮汕侨乡发展的深远影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导 言 　张应龙 /1
移民史
马来亚潮侨南来发展史 　潘醒农 /21
明清潮州海商与区域社会 　冷东 /42
鸦片战争后从汕头出口的契约华工 　吴凤斌 /56
槟榔屿潮州人历史的叙事与反思 　陈剑虹 /66
广东潮汕地区海外移民形态的新变化 　黄晓坚 /97
侨社与侨团
近代曼谷华人社区的潮汕文化特征初探 　张映秋 /119
北马的一个潮侨农村调查 　刘维廉 /138
庙宇、义山与海外华人社会建构：19 世纪砂拉越古晋潮人社会的案例 　陈景熙 /151
汕头开埠与海外潮人身份认同的建构：以越南西贡堤岸市的义安会馆为例 　蔡志祥 /177
权力中心的整合与变迁：19 世纪以后新加坡潮人社团纷争探析 　李志贤 /197
美国的潮人社团及其前景蠡测 　杨锡铭 /223
潮人经济
北马潮人早期之经济活动初探 　苏庆华 /245
论潮州人在柔佛的开垦和拓殖 　郑良树 /259
新加坡潮州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崔贵强 /273
泰华家族资本的一个典型——陈黉利 　王绵长 /296
近代潮汕侨批网络的关系构成与派系 　胡少东 /312
厄瓜多尔的潮汕新商帮 　张应龙 /329
民俗文化
潮汕文化在泰华社会的传承与嬗变 　刘琪 /343
神人嘉年华——柔佛古庙游神文化的承传与再造 　安焕然 /366
潮人善堂仪式文化在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传承与转化 　志贺市子 /394
海外潮人与侨乡
近代华侨在汕头地区的投资 　林金枝 /423
关系邻近性视角下的海外华商与侨乡经济——以改革开放后广东潮汕地区为例 　陈蕊 /443
新加坡潮人社群与侨乡联系的延续与演变 　张慧梅 /465

潮汕地区是中国著名侨乡。在中国国际移民历史大格局中，潮（汕）梅（州）地区与广府地区、闽南地区是中国三大传统国际移民迁出地。潮汕地区海外移民历史可能稍迟于广府地区和闽南地区，古代时期潮汕地区的海外贸易活动不如广府地区和闽南地区活跃，也没有产生媲美广州港、泉州港的国际贸易大港，没有出现蕃舶云集、万商来朝的高光时刻，没有形成外国人居留地的“蕃坊”，但到明代后期，潮汕地区的海外贸易掀起一个小高潮，活跃的潮汕“海盗”便是其表现之一。在经历清初海禁迁界之后，以潮州樟林港为中心的粤东海外贸易在乾嘉时期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带动潮梅地区的国际移民活动。“红头船”源源不断将潮汕人运到东南亚各地，并在泰国、越南、柬埔寨、印尼、新加坡等地形成颇具规模的潮侨社会。1860年汕头开埠后，汕头港承先启后，成为粤东地区人民出国的主要口岸。部分潮汕人作为“猪仔华工”被贩运到遥远的拉丁美洲，当然，更多的潮汕“苦力”被运到荷属东印度和英属马来亚。民国时期，在国内和侨居国社会经济环境变动的压力下，大批潮汕民众或出洋谋生或返乡安居，因而汕头港呈现“大出大进”的移民特色。新中国成立后，潮汕人向外移民活动处于非活跃状态，但 20 世纪70 年代后期的印支三国难民潮导致大批潮籍华人移民到 西欧、北美和澳新等地区，从而改变以往潮汕人基本居住东南亚的格局。改革开放后，潮汕新移民流向美洲、澳新、欧洲、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潮汕人在世界的分布因此更加广泛。回顾历史，对海外潮人的研究是先有介绍后有研究。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中国八大殖民伟人传》，将潮州人张琏和郑昭列为八大华侨人物之一，内容虽然简略，但也算是开了先河。中国华侨研究先驱李长傅在其《中国殖民史》（1937年出版）一书中进一步介绍张琏、林道乾、林凤等人在东南亚的事迹。署名濠民的《潮汕籍的华侨杂述》是较早发表在杂志上的专论文章，这篇短文涉及华侨研究的多个问题，如潮汕华侨出国背景、华侨与侨乡、侨汇、“番客”的去与留等等。作为比较有分量的研究著作，是著名学者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侨乡》（1939年出版），这本书部分内容涉及海外潮人与潮汕侨乡的关系。1937 年出版的陈国樑、卢明《樟林社会概况调查》则全面研究了樟林侨乡概貌以及樟林人移民海外的状况，是较早专门研究潮汕侨乡和潮汕移民的重要著作。
作为国际上重要的跨国移民群体，海外潮人自然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对象，外文著述一般将其统称为“潮州人”（Teochews）。在国际上的海外华人人口统计中，“潮州人”是一个单列的项目。许多外文著作在论述海外华人社会时，一般会论及“潮州人”。外国著名学者，如美国施坚雅（William C. Skinner）关于泰国华侨史的研究，新西兰云达忠（William E. Willmott）关于柬埔寨华侨史的研究，虽然不是专门研究海外潮人历史的，但由于泰国和柬埔寨的潮汕人占该国华人社会的大多数，因此可以视为研究海外潮人的重要著作。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当地华人学者发表了很多研究海外潮人的成果。在国内，改革开放后，掀起了研究潮汕华侨华人的小高潮，成立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创办了《潮学研究》《侨批文化》《潮州文化》等刊物，举行了系列潮州学国际研讨会，发表及出版了一大批论文、资料汇编、地方华侨志、研究专著，潮汕华侨华人研究迎来了发展的明媚春天。有关海外潮人的研究成果，如果以语言来划分则有外文和中文，如果以成果形式划分则有研究著述和资料汇编。由于本卷只集成中文论文成果，因此相关外文研究成果、资料汇编和研究专著等便没有纳入。本来，海外潮团编辑印行很多特刊，这些特刊一般刊有社团简史以及论述社团各项活动的文章，但这些文章研究性较弱，所以本卷没有选用。略感遗憾的是，尽管本卷打算收集百年来优秀研究成果，但目前看到的重要成果基本产生在现代时期，早期研究成果只好待日后继续搜求增补。
本卷论文选编原则是综合考虑专题、地区、时代和质量等因素，但对已入选《潮学集成》其他卷的本土学者，本卷原则上不考虑收录其优秀成果。华侨华人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本卷根据收集到的论文内容，分为
五个板块：移民史、侨社与侨团、潮人经济、民俗文化、海外潮人与侨乡，总共收录23篇论文，作者来自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泰国等国。每一板块的文章排列主要按其研究内容的历史时间为序。移民史研究华侨史，首先要研究移民史。潮汕地区虽戏称“省尾国角”，但它实际上却位于闽南至珠江三角洲这一古代中国最为活跃的海外交通和国际移民地带的“中间”。在不同历史时期，潮汕地区都有海外移民活动。在移民史这个板块，一共选取了五篇论文，涉及早期移民活动、明清海盗与潮汕移民、近代契约华工、潮侨在海外的发展、海外潮人的再移民、当代潮汕新移民，涵盖了潮汕海外移民史的主要内容。新加坡潘醒农的《马来亚潮侨南来发展史》是专门研究潮汕移民史 的重要论文。作者首先从华侨移民南洋的背景谈起，内容包括中国对外交通与海外贸易状况，然后论述潮汕人移民马来亚的几个历史阶段，重点论述会党与潮侨、猪仔华工、港主制度三个问题，最后利用统计数据描述了潮侨在马来亚的分布。潘醒农在文中提出潮汕人移民马来亚始于宋末，近代移民南洋的潮汕人主要分为海盗、会党、猪仔及港主四种类型的人的观点。这四种人的概括对马来亚来说算是贴切，但对于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其他国家的潮侨社会则不一定准确。虽然关于潮汕海外移民史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并且在史料挖掘和理论分析上都有新的提升，但潘醒农的论文是较早系统论述潮汕海外移民史的论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明清潮汕海盗与海商和移民的关系是古代潮汕海外移民史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广州大学冷东的《明清潮州海商与区域社会》分述明代潮州海盗与清代潮州海商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冷东认为明代的潮州海盗亦盗亦商，可以称为“海上盗商”。明代的海盗活动为清代的潮州海外移民活动开拓了路子，并给清代潮州海商注入文化基因。因此，清代潮州海商文化具有强烈的冒险精神、以家族为纽带的凝聚性、深厚的乡土情怀等特点。契约华工或称“猪仔华工”，是近代潮汕海外移民的重要内容。若以潮汕地区的移民史观察来看，清代前期掀起了第一波移民高潮，而鸦片战争后则掀起新一波移民高潮。鸦片战争后，汕头成为中国契约华工主要贩运地，汕头市区“猪仔馆”林立，大批契约华工从汕头被贩运到海外去。对汕头契约华工问题的研究，早期相关国内外研究成果多收集在陈翰笙主编的《出国华工史料汇编》之中，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也发表了一些论文。厦门大学吴凤斌的《鸦片战争后从汕头出口的契 约华工》对汕头契约华工史做了整体的研究。他将汕头契约华工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汕头开埠前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贩运契约华工的地点在 南澳和妈屿岛，特点是以拐诱绑架非法贩运方式为主。1860 年汕头开埠后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贩运华工的据点转到市内，特点是以公开合法的方式进行。1888年至1919年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招收前往印尼日里种植园的苦力。从潮汕出去的契约华工最初被运到拉丁美洲的古巴、苏里南等地，后来主要运往荷属东印度和英属马来亚，到20世纪初，又有近万名契约华工去了南太平洋的德属几内亚、瑙鲁、西萨摩亚。契约华工尽管形式上是自愿签订“契约”，但实质上是充满血 腥暴力的“猪仔贸易”。尤其是早期运往拉丁美洲的契约华工，死亡率非常高。潮汕契约华工史是潮汕华侨血泪史，也是潮汕华侨史中重要的一页。马来西亚槟榔屿是早期潮侨重要集聚地。潮汕移民来到南洋之后，他们是如何生存发展的？又有什么时代特征？马来西亚陈剑虹的《槟榔屿潮州人历史的叙事与反思》“聚焦于槟榔屿潮州人社会的形塑，以及它的认知模式历程”，“通过历史上槟榔屿华人的神道设教、祖先崇拜 和会党意识三条主线”，探讨槟榔屿潮侨的社会变迁。论文回顾槟榔屿的开发和潮侨的发展过程，选取广福宫、广东义冢和韩江家庙、义兴公司作为例子进行论证，指出神道设教是19世纪槟榔屿华人建构繁衍中国文化的重要方式，祖先崇拜是潮侨在居留地再建祖籍地文化脉络的第二个途径，而会党盟誓文化则塑造了华侨的传统文化意识。陈剑虹论述的槟榔屿潮人社会文化形塑的过程其实也是同时代新马潮人社会的真实写照。改革开放后，中国各地掀起新一轮国际移民潮。潮汕地区作为传统侨乡，新移民的规模不如江门等侨乡，那么，潮汕的新移民活动有什么新的变化？据韩山师范学院黄晓坚的《广东潮汕地区海外移民形态的新变化》，改革开放后潮汕地区的海外移民人数不是很多，移民主要目的地是美国、加拿大和澳洲，东南亚已退居其次。潮汕地区的移民活动呈现以国内移民为主、海外移民为辅的特点。其海外移民形态主要是旅 游贸易与出国务工两种，因此新时期潮汕地区的海外移民是以华商为主体，而华工只是补充，这与中国其他地方的新移民有所不同。它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当今全球化条件下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的国际流转在潮汕侨乡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