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的危机：哲学与非洲的本真 精装非洲思想译丛

摆脱固化的欧洲标准，创造流动的未来非洲哲学 

1 解构本质主义，重构非洲哲学 布拉加批判了将“非洲哲学”固化为单一意识形态或欧洲标准附庸的倾向，提出非洲思想应摆脱本质化标签，在动态的历史中发展自身独特性。这一视角为后殖民时代的哲学研究提供了突破性框架。
2 超越东西对立，倡导创造性融合 书中主张非洲哲学既需吸收西方逻辑严谨性，又需扎根本土历史偶然性，这种非二元对立的包容态度，为全球南方知识体系如何避免“自我他者化”提供了实践路径。
3 破除精神焦虑，呼唤主体性觉醒 针对非洲知识界长期存在的“欧洲认可焦虑”，布拉加提出“面向未来的创造”，激励读者以文化自信构建非防御性的思想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自觉具有普遍启示意义。 

 

法比安•埃布西•布拉加(Fabien Eboussi Boulaga，1934-2018 年），是喀麦隆极具原创性与批判性的思想家，被誉为“黑人理性的最佳批判者”。他早年晋铎为神父，后因深刻的理性觉醒而选择告别圣职，终生游走于神学、哲学与政治批判之间。其代表作《非洲人的危机：哲学与非洲的本真》以锋利笔触剖析非洲“本真性”话语背后的思想陷阱，主张通过辩证实践重建非洲主体性。
邓皓琛，巴黎索邦大学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讲师。曾受外交部选调，在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馆工作。离任以来，发表多篇有关非洲思想的论文。

本书深入剖析了20世纪70年代非洲哲学界面临的认同与合法性危机。作者认为，非洲哲学长期陷入两种困境：一是模仿西方哲学体系，导致非洲哲学沦为殖民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丧失自主性；二是“部族哲学”试图从传统神话、语言和习俗中提炼概念和范畴，陷入本质化和主观任意。为此，他提出“有关本真性的辩证法”：非洲主体性应历经未经反思的“自在”、批判性自觉的“自为”、向普遍历史敞开的“为他”三阶段。
真正的非洲哲学并非固化的本质或怀旧游戏，而是一种基于批判自觉、面向实践的行动哲学。本书不仅是对非洲哲学危机的及时诊断，也为21世纪跨文化哲学对话和文明互鉴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序 言
问题意识
论题一
论题二
论题三
第一部分 整体之“体系”
第一章 部族哲学和修辞
（一）“部族哲学”的阐述及其批判
（二）作为哲学的修辞
第二章 论述及其范畴—图像
（一）陈 述
（二）范畴：图像和形象
A. 秩序，等级，谱系
B. 中介，象征，和谐
C. 存在知识的形式和形象
（三）批评性评论
A. 特 性
B. 同义反复
C. 对领域和术语不加区分
D. 神化和个体
第三章 道德的世界观
第二部分 统治的象征
第一章 哲学的制度化
（一）行政组织
（二）课堂教育
第二章 围绕哲学合法性的论述及其批判
第三部分 围绕危机的一些迂回小路
第一章 归属的逻辑
（一）争论中的术语以及解决争论的方法
（二）争论和证明
A. 争 论
B. 证 明
（三）语言问题
第二章 援引传统
（一）诉诸传统
（二）作为批判性乌托邦的传统
（三）人种学的终结
第三章 对哲学的运用和再运用
（一）精神游戏和行动
A. 游戏和表演
B. 精神行动
（二）自由的演变
A. 言说
B. 存在
C. 实践和行动
D. 感觉
第四章 有关本真性的辩证法
（一）自在的论述
（二）自为的论述
（三）为他的论述
第五章 搁 置

第二个提法力图在语法（词汇、形态和句法）和思维形式之间建立联系。这种尝试在科学的方法论或者在稍微打起精神的常识面前都会露出马脚。 
a）颇有一些语法现象是和思维结构无关的，例如一些语言中的“性”。在没有“性”这个语法现象的语言里，我们可不能断言这种语言忽视了性别的差异；即使在存在“性”这个语法现象的语言里，语法上的阴性、阳性和中性也不完全对应着现实世界中的女性、男性和死物；而对于不存在“中性”的语言来说，这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宇宙的阴阳二分，不必然意味着万物有灵。 
b）同一种固定的语法结构，大可以表达出现实中千千万万种不同的物理活动。哪怕最有智慧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无非是遵照同一种固定的语法结构造句说：太阳升起，天空响雷。
语言结构并不必然对应得上说话者的主观所指；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大可以存在某种“脱节”。词汇的含义时有变化，其实际运用也未必完全被现实情况所决定。诚然，很可能是词汇，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语言结构，决定了人们把握现实事物的方式。然而，一旦这种方式进入历史层面，也就是说遇到一些不可预测的意外、偶然的话，这种方式便会偏离词汇本身的含义。其实，就连成体系的语言本身也随着内部演变的逻辑，慢慢发生着吸收和类比，哪怕这并不和历史经验、所指有什么直接关系。人们总喜欢追根溯源，在词源上找到某个词最初的含义，仿佛最初的含义就是正统，而当下的含义只是变种，让人以为最初的东西必定是正确的，后发的东西必定是误入歧途的。可什么才算是源头？难道对所有形式来说，源头都始终是同一个？对于那些早已和源头断绝联系的事物来说，源头对它们呈现出另一个含义，那它们又该怎么办？通常来说，这个过程是很任意的：人们常常会把源头偏重历史、带有相对模糊性、不具规范性等色彩抹去，将源头塑造为亘古不变、潜伏在所有变化之下的常量，让其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例证来驳斥第二个“提法”。
第三个提法更像是语言学和理论方面的自弹自唱，它言不符实，混淆了概念和理论。说它言不符实，是因为这种提法低估了各种语言之间的相似点，让人误以为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差异大于其相似；它忽视了文明和历史所起到的交流、沟通作用，忽视了哪怕大相径庭的语言之间也有着同样的参照和实质内容；而且，也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好几种语言内部很可能会产生均质化的独特用语。如此一种言不符实，在于它误以为理论仅仅是口头用语或常识的简单延伸，误以为语言理论仅仅是其他理论的堆砌删减。在我们看来，理论是某种多样性被捕捉的视角，是各种不同世界观得以被比较的场所，也是语言被批判性研究以避免模糊误会的地方。展开思辨阐释，是直接接受神启的反面，需要按照人们早已确定好的规则对现实之物进行建构，正如即时的感知并不能带来任何物理学上的理论。仅仅是抽象术语和概念的罗列，还算不上哲学层面的理论。即使亚里士多德的的确确从古希腊语的语言范畴中提炼出了逻辑范畴，那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为逻辑范畴构成了逻辑学的全部，因为还需要人们在形式上（即撇开具体内容，以纯粹的形式和逻辑关系）依托概念、判断、论证对这些逻辑范畴进行思考。这就好比说：亚里士多德是希腊人，但不是每一个希腊人都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发明，必定有其诞生的起点。“倘若亚里士多德在美国达科他州，那么他的逻辑学必定会有另外一副模样”，此话固然没错，但逻辑总有其形式上的固有属性。今天，我们不能再抱有类似于第三个提法的观念来审视当代各种各样的逻辑学。仅仅打量某个逻辑学家的国籍、所使用的语言，这根本无助于我们理解逻辑问题；如果硬是从这些角度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话，那我们就会犯幼稚的错误，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和手段。 
看起来，我们可以给出这样的定义：语言，首先是一种交流的手段；就此而言，语言有着某种中立性。在某一语言中提出的东西大可以遭到否定；任何一种理论，都可以受到肯定、阐述或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