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本学研究（第二辑） 写本学研究

通过写本学，解码中国早期文献


 

伏俊琏，现为西华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四川省人文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古代文学特色文献研究团队”负责人，四川省“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四川省“嘉陵江英才工程”入选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成果之一。写本是与刻本相对的文献载体。与刻本文献的程式化、批量化和规范化不同，写本的个性化特征较为突出。大致在北宋以前，文化传播的载体主要是写本，宋代以后，刻本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式，而写本仍在很大范围内作为辅助形式存在，像《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等书也用写本的形式保存，民间文书更是大量以写本形式流传保存。20世纪以来，随着战国到汉晋简帛文献、敦煌写本和吐鲁番文书等的发现，大量宋以前的写本重现于世，在此基础上，写本学应运而生。近年来，受书志学、考古学方法的影响，我国写本学研究的面貌有了较大变化，一批学者从写本整体入手，发现了诸多学术新问题，写本学研究逐渐发展起来。本辑刊则是国内第一家以“写本学”为名的学术集刊。
 

寫本群意識與敦煌文書整理瑣議——以張球及其作品研究爲例  楊寶玉
S.2607+S.9931書手爲張球考  趙鑫曄
S.6537、P.3271歌辭集闡幽  張長彬
從讀經、抄經到解經：敦煌僧人經典的傳與習——以敦煌摘抄經爲中心  武紹衛
敦煌文學寫本的裝幀形態  冷江山
試論吐蕃統治對敦煌地區書寫工具、紙張及書籍形式的影響  朱利華
敦煌寫本製作的流動性考察——以P.2972爲中心  羅娱婷
《大唐嵩山會善寺故大德道安禪師碑》拓本版本及校勘  趙洪雅　林世田
西夏寫本文獻概説  史金波
南江縣菖蒲澗題刻小考——兼論從文物到載籍的嬗變  艾茂莉
《元朝秘史》寫本學特徵——由十二卷變向十五卷時  薩仁高娃
稀見商承祚手寫本《古器物銘釋》初讀  宗鳴安
抗戰時期一篇學術論文寫本的考證  伏俊璉
《楊樹達日記》所見楊樹達與郭晉稀師友風誼  郝雪麗　莫曉霞
楊樹達致郭晉稀書劄十通釋讀  郭令原
《西洋寫本學》簡介  孫曉雪譯，董璐審訂

自1909年首篇敦煌學研究文章問世至今，敦煌文書的整理與研究已走過了110多年的輝煌歷程，取得了衆多重要成果。這爲後學奠定了堅實基礎，同時，也提升了後續工作的難度。因而，新理念、新方法等的引入就顯得更爲迫切，寫本群意識即屬此列。
對於敦煌文書的整理與研究而言，所謂寫本群意識，個人認爲，即是在對一兩件重要文書進行文本細讀并取得具有坐標意義的研究成果之後，以此爲突破口，發掘與這一兩件文書有密切關係的若干其他文書并探究其各方面價值，然後再圍繞這些已進行過深度整理的文書進一步擴大研究範圍，搜尋相關文書并深入剖析，以此類推。這樣，我們的研究對象便會從一兩件核心文書拓展至多層級寫本群，在對群組文書進行成系統成規模的全面辨析的基礎上，進一步解析某些寫本群之間的關聯，并展開視野更加宏闊的綜合研究。
本文擬以晚唐文士張球生平作品及相關歸義軍史、絲路文化交流史、敦煌文化史研究爲例，探討寫本群意識在敦煌文書整理和研究工作中可發揮的效力及需特别關注的幾個具體問題。不當之處，敬請專家學者教正。張球是敦煌學者一般都會有所知聞的人物，他活躍於晚唐時期的敦煌，在當時的敦煌地方政權—張氏歸義軍政權—中長期任職，官至總攬藩鎮文辭之責的節度判官掌書記。敦煌藏經洞所出文書和敦煌地區留存的古碑銘中保留了二十來件張球署名作品，且内容多爲史料信息極爲豐富的名人名僧别傳、邈真贊、墓志銘，及具有官方色彩的功德碑等。無論數量還是品質，相對於其他同樣撰作於敦煌本地的文書而言，張球作品都稱得上出類拔萃。
上述張球署名作品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個寫本群，曾有多位學者就這些文書進行集中探討，取得了重要成就a。例如，對大部分張球署名作品進行了文獻學整理，并據以進行相關歸義軍史研究。再如，通過梳理作品中的題署，考證出了張球在張氏歸義軍政權中歷任官職的大致情况，等等。不過，相關研究留下的遺憾也不少：某些核心問題懸而未决，對某些作品尤其是作品之間關聯的解讀不够深透，張球在張氏歸義軍史上的地位没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其作品的史料價值未被充分發掘，以致晚唐敦煌地區史、文學史、文化史中的一些重要問題未能解决，甚至不被關注。
筆者以爲，形成上述遺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構成這一寫本群的基礎主要就是作者之名，但是不同研究者對文書作者署名方式的限定標準不一，有的認爲衹有“張球”名下的才算，有的則認爲“張景球”，甚至“張俅”“張景俅”均是張球的别稱，名下的作品都應歸入此寫本群。至於張球的生平事迹，如果僅靠2002年之前揭出的署名文書組成的寫本群，確實難以勾勒。可以説，這一寫本群最初形成時外延不清、内涵不足的客觀現實是相關研究難以深入的關鍵。那麽，我們應朝着至少兩個方向努力：
其一，認真辨析“張球”“張景球”“張俅”“張景俅”四稱之間的關係。爲此，筆者已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撰文論證了敦煌文書中的上述四稱實指同一個人，其中最原始的一稱可能是“張景俅”，後來“景”字的减省應與時人常混用兩字稱與三字稱的習俗有關，至於“俅”又被寫爲“球”，蓋因“球”字更常見而被反復擇用并流傳頗廣，乃至實際使用頻率超過了本字。爲避免混亂，本文行文一般亦以“張球”稱之。
其二，努力根據既有綫索，補充相關寫本，甚或構建新的寫本群來彌補上述缺憾。以下着重探討此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