寨墙内外：1920-1940年代豫北社会变迁

本书借叙写1920—1949年间洹河流域豫北“百里王”王自全从发迹到覆灭的传奇个案，讨论地方实力派在匪患肆虐背景下的社会角色与功能。在官府弹压下，匪民身份可以切换；在官府无力弹压时，由匪而兵，地方武力可以收编为正规化军队。在特殊历史时期，他们在夹缝中游弋。作者借助方志、档案、文献，结合深入田野调查所获得的口述史材料，尝试建构起地方民族志，进而探讨地方社会秩序与社会控制视角下民与匪的共生关系。 

历史学与人类学视野下的民国土匪（代序）
刘 平
陕北说书《罗成算卦》有言：“一人一马一杆枪，二郎担山赶太阳。”民国时期，陕豫一带匪患连年，百姓遂改变唱词，以“一人一马一杆枪，好吃懒做入大帮”描绘那些刀客、蹚将的威风。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其《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中，将近代中国的土匪分为大股土匪（土匪军队）、半永久性土匪（占有山寨）与小股土匪（含临时性或季节性土匪）等类。中小匪股以残暴成性、掳杀无遗而活跃于一时一地，而大中匪股，暴力之外，往往标榜“忠心义气”、“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甚至打出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旗号，存续多年。1918—1923 年活跃于鲁南抱犊崮山区的孙美珠、孙美瑶匪股，起名山东建国自治军，发布《十项宣言》称：“一牛一驴种庄田，犋牛顷地管我饭，楼台瓦屋该我钱。”笼络人心，四方招徕，这是匪股坐大的重要前提。
凡有股匪问世，必有剿匪之事，无论民众自发防匪抗匪（如华北红枪会、联庄会），抑或政府发兵围剿追杀，为匪者终究难逃昙花一现的败亡结局，或者投诚官府，换得一官半职。民国时期，内忧外患，社会糜烂，战争连年，匪患丛集，兵如匪，匪变兵，成为一道晦暗而令人绝望的风景线。中国社会结构如何瓦解崩塌？社会变迁如何从绝望变为希望？我们可以从人类学专业出身的马丹丹博士所撰新书中领略“历史三昧”。
《寨墙内外：1920—1940 年代豫北社会变迁》一书，其蓝本源自马丹丹在中央民族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之所以称为蓝本，是因为她在博士论文完成十多年后重启田野回访，投入一轮又一轮的修改工作，以臻于“专著”之定本问世。这本著作与我结缘，则在2023 年8 月，因为我早在1980 年代开始研究土匪问题，在民国土匪、清代海盗方面卷入较深，以至于她与我联系、把蓝本修改稿给我看过之后，一发不可收拾，我开始一遍一遍地提出修订意见，并最终推荐至商务印书馆。眼下，我们看到的书稿已是多次修改后的结果，蓝光远去，曙光已至。
迈入四十不惑的门槛，中年“从匪”的她，书卷气中增添了几分难以言喻的“匪性”——那是一种不拘礼法、勇于叛逆的倔强和野性，这是作者的进取之心。另一方面，正如这部作品的漫长成长一般，在土匪的“性恶”本能与传统礼教的规训之间，作者在其《寨墙内外》的反复修订中磨砺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克制，使得其在驾驭民国匪患、社会史与人类学交织一体的复杂命题时渐入佳境。
河南匪患是民国土匪研究中极其重要的问题，英国学者贝思飞（PhilBillingsley）在其《民国时期的土匪》一书中专列“河南土匪案例分析”。而豫北匪患在安阳近代史议题中尤为显眼。日伪统治期间，安阳地方实力派林立，几乎盘踞了京汉铁路以东的大部分乡村市集。1949 年安阳解放前夕，地方顽匪几乎都集中在安阳城。在三年内战时期，安阳是华北，或者说是京广线上解放最迟的一个城市，作者将豫北匪患纳入其研究视野，自有良苦用心。
《寨墙内外》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将豫北匪患与治匪经验嵌入“民国土匪”这一经典研究领域，集中处理被放入“强国家与弱社会”豫北板块的认识论模式。整合豫北匪患与治匪经验的努力，意味着已有的理论模型几乎清一色抹平了强国家与弱社会之间无数断裂和失控而挤压形成的褶皱空间。面对匪患猖獗与权力更迭交织下的社会动荡，针对地方强人参与的权力斗争、利益攫取与打打杀杀的群体冲突，作者将这些琐碎的利益矛盾与显性的暴力冲突粘连起来，从中发现，在暴力社会中，流通着一套带有浓厚文化礼仪色彩的道义规矩，无数个类似“豹皮酋长”（leopard-skin chief，努尔人氏族间血仇的仪式性调解者）的中间人应时而生，他们的茅屋是止戈之地，他们的婉拒意味着“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不能进”的不可侵犯。当然，豫北也不是埃文思—普里查德（EdwardEvans-Pritchard）笔下的努尔人（The Nuer）部落，国家权力的垂直渗透早已形成深厚的统治根基。由此，中间人与政府、民团、盗匪之间的暧昧关系为理解充满歧义的地方精英提供了鲜活的立面。进而，代理人的忠诚与反叛的谱系在何种变量条件下移动，构成作者集中讨论的“结蛛网”式的内部运作机制，并尝试提炼权力斗争的内生逻辑。作者的这些思考努力为理解近代中国地方暴力与社会转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这部书稿的理论突破在于揭示民国土匪推动社会转型的多重效果。匪患对地方经济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它破坏了乡村经济，加剧了小农破产和半无产化；另一方面，半无产化释放的剩余劳动力被市镇经济消化，推动了地方市场的活跃和财富的重新分配。具体而言，匪患不仅是地方社会动荡的根源，也是推动传统乡村共同体崩溃的重要力量，加速了士绅阶层的边缘化和依赖暴力的新阶层崛起。后者大多出生底层，用暴力获取谈判资格，利用生态“飞地”的天然屏障和精湛的逃跑技能应对笨重、迟滞的政府剿匪行动。匪患加剧了社会风险的转嫁，尤其是将风险转嫁到所有百姓阶层，而地主武装通过建筑寨墙、雇佣护兵、购买枪支等手段增加自身的抗风险力，毒品交易又让暴发户迅速积累财富、远离不安全的乡村，转变为城居地主。这些自保行为和剥削关系的商品化进一步加剧了乡村共同体的崩溃和社会分化。当正式的生存规则失效后，对关键生存资源的控制权争夺便直接诉诸暴力，这种斗争诉求也促成暴力集团的组织进化。掠夺性组织从临时性到常态化，再到军队编列，再复归掠夺性组织的衰变，清晰地呈现了一条地方武力演变的曲线图。他们通过暴力垄断稀缺资源，如植棉区、水源区、煤炭运输，同时垄断替代性生计，如毒品贸易和保护费，从而建立起一套以暴力制定分配原则的寄生性生态秩序。
这种权力的仿生性，必然触及传统基层权力的重构，为受保护者提供有限的乡村公共品。这些丰富的制度性拟态揭示了暴力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由此，该书深化了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的地方强人研究，生动刻画了经济、生态、治理以及文化、心态等综合作用的基层权力生成模式，从而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历史性观察平台。
豫北匪患是当地社会的重要问题，有着悠久的传统，与卫河漕运有着密切关联。豫北流传着“能走南北二京，不走施济故城”、“能走南北二京，不走神标豆公”等多种说法。为了理解豫北生态地理的多样性，作者专程前往神标、豆公等地，找当地老人询问这些说法的来历，又赶赴回隆、楚旺考察漳河、卫河改道对这些城镇的影响，进而将田野调查领域扩展到安阳、内黄、汤阴和河北魏县边界，这一带正是匪患多发之地。
这些田野工作立体地加深了人们对于匪患问题的认识，豫北匪患不仅仅是历史的过去，而且也与豫北地区的尚武民风、三不管地带的权力真空以及广润陂、东北漳河泛道沙区等特殊地理生态联系在一起。生态劣势是一种自然属性，但这种自然属性只有在掠夺性开发和选择性放任的加持下才会加速成为滋生土匪的温床。人总要吃喝拉撒，但生存资源如何获取？生态劣势从作为背景色的“受活”，如何转化为能动性的行动之动力？结果，在糊口经济下限不断被拉低的生存挣扎中，那些历史人物纷纷铤而走险。
该书的一大亮点在于灵活运用孔飞力（Philip A. Kuhn）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对地方军事化形成过程中两种地方组织类型——同心巢穴式（nested-concentric mode）和流动商贩式（tinker-peddlermode）——的划分。作者在研究安阳地区的社会结构时，关注到不同组织形式之间的关系及其演变，如黑社、枪会等民间结社从地下走向地上，体现了类似的从初级单位到复杂单位的结构特征。作者还根据当时情况的复杂性，设置了多种参数，驱动这两种模式之间的相互转化。除了孔飞力提到的国家权力与地方势力的博弈外，还涵盖地方精英的认同表演、民众的支持程度、外来势力的渗透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迁。
作者在豫北的后续调研中发现，地方精英的政治认同，仍旧与其所在地方社会的结构位置和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密切相关。总体而言，该书在地方权力网络编织与生成的动态过程中再现性格各异、出身悬殊的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人物，粉墨登场，在乱世中发生联结，又将拜朋友的社交网络嵌入政治的灰色地带，彼此犬牙交错，既明争暗斗，又称兄道弟，其核心利益离不开对棉花、煤炭、毒品等商品资源的掌控与争夺。在日伪政权经济封锁的高压下，当地地下交通线的开辟，某种程度上离不开敌占区的地方实力派与中共根据地前沿办事机构之间默契的经济协作，这种生意伙伴的缔结离不开黑白通吃、深谙江湖规则的“红色”经纪人或中间人从中斡旋与协调。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例如，“平原佐米亚（Zomia）”的概念能否完全摆脱詹姆斯•C. 斯科特（James C. Scott）山地理论的影子（按，“山地无政府主义”是斯科特在其著作《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中提出的理论）？土匪中的性别维度是否低估？作者过于依赖口述史资料是否削弱史实依据？这些不足暴露了以参与观察为主的田野工作基础的薄弱。正如作者在与我的多次交谈中所坦言的，在田野回访中，她依赖密集式走访和多点调查，试图解决一个个历史疑点，但这种“快速”多点调查与过度依赖访谈，削弱了对华北小农生活多样性的真实体验与深切理解，后者只有长期居住才有可能积淀为民族志的质感，这种质感是无法用“快速”调查来轻松获得的，尤其是历史学之文献与考证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是否遭遇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冲击而导致“历史寨墙”的弱化。
2020 年8 月，北京一位卓姓制片人，因为计划复盘著名作家姚雪垠的自传体小说《长夜》，开着车，带我和上海理工大学的刘振华教授（民国豫西土匪研究专家）在南阳、信阳与驻马店地区，冒着酷暑跑了十来天。其中，在社旗县苗店镇考察刘和庄（《长夜》里称为刘胡庄）时，庄里故老带领我们看了残余寨墙，绿树掩映中，有零星几处土堆。故老们生动地讲述了1996 年前冬令时，李水沫杆匪攻打该庄前守寨人与杆匪的对骂、对峙情形（原本李水沫杆匪是想借道刘胡庄的）；又看了几处土匪集中杀人的地方，其中一块摔死孩童的磨盘已经在土里没入大半。而《长夜》主人公（肉票菊生）为了“要向‘二驾’表示自己勇敢，菊生浑身紧张地从地上拾起来一根木杠，照着老头子的头上打了下去。……（另一肉票）张明才也不愿在二驾的面前示弱，跑去拾那根杠子。”1924 年冬李水沫杆匪“灌”进刘胡庄后，杀103 人。
刘和庄的那道寨墙，在夕阳中充满血色。我希望，丹丹博士这部历史学与人类学双重视野下的《寨墙内外》，能全景式再现民国匪患的图景，揭示中国道路之不易。
于复旦光华楼
2025 年12月

马丹丹，女，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2018—2019年中美富布赖特访问学者，2018—2019年福州大学“严复社会学人访问计划学者”。研究方向有人类学、中国社会史等。先后主持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3部，译著1部。

重访历史记忆与社会现实交叠的飞地，了解土匪的传说，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 

绪论
第一章  黑社与匪祸
一、20世纪初的豫北社会
二、日益封闭的村庄
三、防御性组织的联合与变化
第二章  行动中的土匪
一、青春结帮与自我认同
二、民间传统与陌生人
第三章  洹河两岸的棉花、煤炭与烟土
一、豫北植棉运动
二、暴力交织的乡村与饥馑的小农生计
三、六河沟煤矿
四、河南烟土与毒品贸易
第四章  从匪首到百里王的转变——认同与承认政治
一、边界激化
二、边界的协商与斗争
三、首领与成员的关系
第五章  拜朋友与活跃的集镇商业活动——汤阴菜园的档案资料分析
一、广润陂与汤阴匪患
二、菜园档案
三、“坏分子”的政治、经济和阶级横截面一览
四、混合商业经济——乡村与集镇的纽带
第六章  地方实力派是怎么炼成的
一、安阳沦陷
二、在归顺与抵抗之间
三、返乡
第七章  豫北地下交通线的经济流通
一、间隙统治
二、从沙区井店出发
三、岭上的沟壑、岭底的集市
四、老城地下交通站的巧妙布局
第八章  陨灭
一、解放崔家桥
二、在逃江湖
三、萎缩的地方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河南全省人民自卫第三总队”档案分析
后记

1947 年，解放军进攻崔家桥的战斗打响，盘踞崔家桥十年的土匪头子王自全带领贴身护兵从南门跳墙逃出，逃到安阳城。其他匪众顺着后艾亭的庄稼地一路向西，朝韩陵山跑去。残部最后在浚桥汇合。混杂在逃亡队伍中有一个14 岁的孩子，他是王自全特务连红人路景尧的侄子，记录了当时死里逃生的情景：
围住崔家桥先一天、两天，我作为伪军家属在崔家桥东后头住着，过了十几天，（跟着）李营新跑，跑到□□，东边、西边、北边都成了八路军。咱走吧，往西去。走到西门，哪的？特务队，打，就跑，往南跑，有个南墙，一过过去，到了司令部后门，老缺，原来司令部后头也是八路军。南门跟里，那时就不打了。柱儿爹瞧门楼西边，天明跳人，一瞧，就是往下跳。门推不开，从那跳下来，大爷头里跳，我随后跳。到了炮楼北边，叫大爷，找不着了，瞧见路希贵。那时我才虚岁十四，他说叫我拉着你。我们跑到韩陵山坡，鞋都跑掉了。到了北漳涧，干啥干啥，八路军冲进来了。□□被八路军打着腿了。跑到浚桥，浚桥冷着哩，我就穿着个布衫。半晌儿跑到安阳桥，到豆腐营的大王庙，在那瞧见俺大爷，俺大爷说，就咱俩了。（路希昌访谈，访谈时间：2007 年6 月6 日。）

安阳城坐吃山空，王自全把眼光投向了楚旺。清末民初，楚旺崛起，素有“金彭城银水冶，不如楚旺一斜街”的美名。楚旺因项羽“破釜沉舟”之地而得名。抱着发财的幻想，王自全带领残部开进楚旺城。然而没有想到，楚旺镇成为他的垓下之地：
进楚旺。我生病，一根机枪因为“中邪”没人用，叫我用，我就用了。楚旺镇四个寨门，我占着东南门炮楼，两边两根机枪。王自全高兴跑到东南门外头打鸟儿，枪一响，八路军在河岸那头埋伏着，开枪打王自全，撼天动地，瓮过来。部队乱了阵脚，我在炮楼上，两边两根机枪，慌张扔了一根，我跑出来。王自全从西北门出，逃往安阳。没有几天，王自全就南下了。（张利民访谈，访谈时间：2008 年2 月。）
讲述楚旺事件的张利民是在王自全匪股中寄养了八年的自由人，在楚旺打散后，回家务农。解放后，他因政治问题坐牢20 年。刑满释放后，他依旧按捺不住地向亲人们讲述那些年辉煌的故事，每到这个时候，他的老婆就又气又恨地骂：“你这个土匪！”
1949 年初，王自全被他的家乡仇人田耕历暗杀在汉口街头。他死后没多久，九股地方武装在赵质宸的领导下联合起来，聚集在安阳城准备顽抗。据记载，“1949 年4 月，我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奉命解放。4 月16 日，一三五师、一二四师和一二五师、一二六师分别由河北磁县、成安县出发，直扑安阳肃清外围。经过三个阶段的激战，终于将龟缩在城内的顽敌全部歼灭。5 月6 日古城安阳以此获得新生。”正是因为王自全的缺席，正是因为历史与传奇在这个人物身上难解难分，王自全这个人物才深深地吸引了笔者。耐人寻味的是，当笔者终于踏上崔家桥，开始调查王自全时，崔家桥村民大惑不解地追问笔者：“你来给他翻案了？”“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你来研究他干什么，他是个土匪！”
重新走在崔家桥的土地上，土匪的传说时不时地被村民津津乐道。经历过战火的崔家桥，继续义无反顾地迈向现代化。这里民风彪悍，种种感性的快照，伴随着笔者追随亡人的脚步，揭开历史表层下快要风干却又血性不减的暴力往事。在历史记忆与社会现实交叠的飞地当中，民族志的场棚开始搭建。


匪患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冲击与挑战，他们的生活领域日渐封闭和日渐狭窄。当汪家店的冯家遭到土匪洗劫时，乡村的敌意日渐加深，高墙加筑、同仇敌忾—缓解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并没有被触及，由此可以想象，匪患弥散的恐惧阴影投射下所产生的畸形心态是与日俱增的。
第一章着重分析了枪会组织的内在分类。尽管枪会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秘密会社，但在权力博弈的过程中，它们同样经历了从地下到公开运作的转变。这一现象表明，伪装或模仿秘密会社在当时已成为一种保护色。然而从成员的文化认同来看，这些组织内部仍保持着明确的身份区分和群体边界。
第二章重现土匪的行为主体。走入盗区，面对的同样是民与匪的认同与区隔。在指涉社会正义的叙事中，缺席的一方在暴力的行为中介中再现，建立了民与匪的双边主体。大多数人带着轻侮的口吻戏谑政府发起的剿匪行动，创造了侠盗的口头文学。
第三章通过编织棉花、煤炭与烟土构成的市场网络，描述滋生匪患同时被匪患侵扰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市场体系为核心，早期现代化将农村土地、财富、流动人口转化为资本主义要素，与更大的世界联系在一起。在资本主义市场的演进下，植棉运动、乡村暴力环境与六河沟煤矿日渐增长的劳资矛盾有着内在的联系性。鸦片和毒品贸易是腐蚀剂，既为大毒枭积累了金融资本，又加速了土地集中的趋势。武装贩毒集团的发展推动了一批铤而走险、向上流动的底层精英。在普遍贫困的政治经济基础上，生态因素从滋生匪患的诱因转化为动因。而革命是改变现状的另一条道路的选择与探索。
第四章展现社会组织的正规化过程或理性化过程。以边界激化为行动源，暴力的使用、精英的背叛及认同的转变为行动链，精英转型与社会转型协同进行。社会动员不是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依赖中间人通过居间网络连接上与下的裂隙。社会动员包含了生命史的自传，暴徒们带着各自不同的经历从社会网络分离，又嵌入社会网络，参与抑制原始拉杆暴力冲动的制度化。笔者试图说明，社会动员与其说是社会的断裂，不如说是利用传统的象征符号和社会资源进行的改造与重组。
第五章运用档案走入拜朋友的丰富文化世界。档案材料构成了匪患田野的史料补充，让他者世界的主位视角鲜活起来。菜园档案的当事人在历史自传书等资料中披露了其在民国时期参与自由市场的丰富经济活动，记录了包含丰富经济、宗教、土地占有、社会关系等多方位社会生活，其中发达的粮行业拜朋友风气正盛。经营地主、以掠夺为主的不稳定阶级等概念均无法涵盖由农耕生产与自由的市场经济结合而催生出的混合商业形态。混合商业经济的稳中有升是对农业内卷化传递的农村破产悲观图景的某种反拨。
第六章展示地方实力派是怎样炼成的。档案发现，便衣队、特别行动队等是日伪政权依赖的外围组织，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利用职务之便对行人展开劫掠、没收毒资等手段来满足敛财需求。利用日伪政权外围组织染指毒品资源的便利，参与掠夺活动的无序，激起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代理人之间的竞争与倾轧。正是在与日伪政权依赖又抵触的矛盾关系中，通过两面派的合作政治，地方实力派登上政治舞台，培育地方军队，发展军工业。
第七章是对地下交通线之经济流通功能的追踪与挖掘。日军虽然加大了对豫北的经济掠夺，但日伪政权与广大农村的连接基础却是极其形式化的，这种依靠间接治理来获取资源的方式使日伪政权呈现出悬浮状态。而扶持日伪政权的地方实力派则借着间接治理，获得间隙统治的喘息机会。地方实力派最大的威胁来自于一旦日伪政权突破代理人机制，对地方实力派实施制裁与遏制，其回旋余地就会大大压缩。在新的条件下，见缝插针的地下交通站贯穿内黄沙区与太行山区的地下交通线应运而生。
第八章是有关地方实力派最后的挣扎与社会动荡。1947 年刘邓大军取得解放崔家桥的全面胜利，大逃亡记录了崔家桥军事系统全面崩溃之际普通士兵逃跑的真实回忆。1949 年以来，原来铭刻旧时代记忆的水利水文与碑刻被掩埋，崔家桥司令部、“八大处”等核心枢纽被乡政府、乡卫生所等机构替代，崔家桥的地景发生深刻改变。
安阳在明清时期被称为彰德府，1913 年废府，后正式定名为安阳县，1937 年11 月日伪政权将安阳县改为彰德府，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文中出现洹南、洹北指的是以洹河为界、国民政府行政管辖范围的二区和三区。文中出现“河南”与“河北”，指的是以漳河为界的河南与河北，它们在历史沿革上严格来说属于邺文化，分享的是同一个地域文化。
“寨墙内外”以豫北乡村的防御寨墙为隐喻，展现了1920—1940 年代动荡社会中的多重对立与流动。寨墙作为物理屏障，墙内是依靠民团和黑社维持的村落秩序，墙外则是土匪横行的危险地带，甚至是危险想象与恐惧心理的投射。民与匪的身份并非固定，民与匪的共生关系让土匪与侠盗的符号转换变得极具情境性，地方强人时而对抗时而征用国家权力；而植棉、煤炭等正规经济与鸦片贸易、暴力劫掠的灰色生存亦在此消彼长。这一标题浓缩了民国豫北社会在冲突中挣扎、适应与重构的复杂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