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19年） 平装

对2019年司马迁与《史记》相关研究成果的整理和总结。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 2019年卷》在继续延续往年栏目框架的基础上，对2019年度关于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爬梳和汇总，对当年包括司马迁研究、《史记》版本与校勘研究、《史记》相关考古研究、《史记》词语和语法研究等方向的新场域、新发现、新成果进行了全面的展现。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当属对司马迁生年争议以公元前145年说作为阶段性定论，为这一项千年疑案、百年论争作出了拍板定案。本书是《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的第十六辑，排比成列，现当代学人对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历程和脉络，便可一览了然。

 

曹强，现任渭南师范学院副院长。凌朝栋，现任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副会长，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三级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及其文献学研究。赵前明，渭南师范学院副教授, 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渭南市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 2019年卷》包括“学术前沿、研究综述、考古发现与研究、版本整理与研究、著作简介与论文摘要、港台地区及海外研究、学术组织与专家、论文著作索引、研究动态、后记”等版块。将2019年关于司马迁和《史记》的重要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综述，并汇总了当年有关《史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史记》版本和校斟研究、词语考证与语法研究、重要研究著作与论文集简介和重要论文摘要等，展示了该领域研究不断向纵深拓展的学术全景。本书是中国年鉴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年鉴，渭南师范学院“陕西省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资助项目成果，渭南师范学院“秦东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成果。

学术前沿
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梳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枝富
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回顾 丁波
一桩百年论争学术公案的终结梳理 张大可
研究综述
2019 年司马迁研究综述 党艺峰
2019 年《史记》研究综述 梁建邦 张晶
考古发现与研究
2019 年有关《史记》的考古发现 杜振虎
2019 年《史记》考古发现研究 杜振虎
版本整理与研究
版本与校勘研究 王晓红
词语考证与语法研究 韦爱萍
著作简介与论文摘要
重要研究著作与论文集简介（2019） 赵怀忠
重要论文摘要（2019） 马雅琴
港台地区及海外研究
朝鲜金泽荣对司马迁《史记》的批评与接受  王成
学术组织与专家
王立群教授 李淑芳
论文著作索引
司马迁研究论文目录（2019） 孙萍萍
《史记》研究论文目录（2019） 孙萍萍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著作目录（2019） 赵怀忠
研究动态
“《史记》与华夏文明”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十八届年会在西北师范大学召开 高军强
后记
约稿启事

一桩百年论争学术公案的终结梳理
张大可

2019 年 5 月 26 日，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梳理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召开。研讨会由北京史记研究会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全国学术界受邀学者与北京史记研究会参会学者共 60 人与会。会议专题梳理司马迁生年疑案百年论争总成果，做出百年论争的阶段性总结，定案司马迁生年。
《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均未记载司马迁生年，留下千年疑案。学术界推论司马迁生年有六种说法，而有文献依据，且合于司马迁行年自述的有两种说法，皆源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三家注。司马贞《索隐》引《博物志》，“司马迁年二十八”，系于汉武帝元封三年，即前 108 年，依此推算，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 年。张守节《正义》，在汉武帝太初元年下按语曰，“是年司马迁四十二岁”，太初元年为前 104 年，依此推算，司马迁应生于公元前 145 年。两说之差正好整十年。司马贞与张守节两人均为唐开元年间同时代人，又出自同一师门，两人都是张嘉会的学生，各自以毕生精力注说《史记》，他们看到的资料当是同源的，十年之差是数字在流传中发生了讹误。若系《索隐》之误，则“二十八”是“三十八”之讹；若系《正义》之误，则“四十二”是“三十二”之讹。二者必居其一。
1917 年，王国维开启司马迁行年研究，他在上海《学术丛编》第十三卷上发文《太史公系年考略》，1923 年收入《观堂集林》卷十一，改题为《太史公行年考》，全文不变。王国维考证分为三步。第一步用出土文献汉简记录人物簿籍的行文款式证明司马贞所引《博物志》文献可靠，此王氏二重证据法。第二步用数字分书的“鲁鱼豕亥”常理：“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推论《索隐》年“二十八”为“三十八”之讹，依《正义》推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 145 年。第三步，从司马迁行年、师从、交流三个方面考证出合于“前 145 年说”的若干证据，涉及《史记》中十五篇“太史公曰”。王国维的考证，论点坚实，方法正确，逻辑严密，为尔后司马迁生年研究指明了方向，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于王国维第一次考证，论据多有疏失，也成为“前 135 年说”论者批评的标靶。
“前 135 年说”首发者为日人桑原骘藏，他在 1922 年日本《东洋文明史论丛》发表《关于司马迁生年之一新说》，以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早失二亲”为据，说司马迁“早年”失去双亲，当然越早越好，应晚生十年为前 135 年。1944 年李长之在《中国文学》第一卷第二期发表《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举证十条力挺“前135 年说”，“早失二亲”列为第一条。20 世纪 50 年代初，台湾施之勉与钱穆分别撰文参与讨论，施氏主“前 135 年说”，钱氏主“前 145 年说”，均未引起重大反响。
1955 年，按王国维考证，司马迁诞辰二千一百周年，当时中苏两国学术界筹备开展隆重的纪念活动。郭沫若在《历史研究》第 6 期发表《〈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举证三条驳难王国维，“早失二亲”是最核心的一条，郭沫若称是王国维的“致命伤”。郭文发表阻止了中国学术界的纪念活动，苏联学术界未受影响开展了纪念活动。这一背景引发了学术界的大讨论。
从 1955—2018 年，围绕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学术界进行了三次全国性学术大讨论。三次均是“前 135 年说”论者向“前 145 年说”发起的挑战。20 世纪 50 年代中，由郭沫若批驳王国维而引发，这是第一次。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兰州大学李伯勋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 1 期发表《驳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而引发，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即 21 世纪近年来的研讨，由“前 135 年说”论者袁传璋、赵生群于 2013 年提出，因《玉海》记载《正义》佚文提供铁证，写于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史记》前言，司马迁生于前 135 年已定案，反对中国史记研究会筹备在 2015 年纪念司马迁诞辰 2160 周年，要改为诞辰 2150 周年而引发。百年论争与三次大讨论，累计发表论文 120 余篇，双方参与的学者约 80 人。中国史记研究会早在 2011 年就与渭南师范学院联手筹备在 2015 年隆重纪念司马迁诞辰 2160 周年，组织出版《史记论著集成》二十卷、《史记论丛》专辑六卷、《史记通解》全九册、《中国史记研究会十五年》，总字数两千余万字，可以说是对 1955 年缺失纪念司马迁诞辰 2100 周年的补课。中国史记研究会回应“前 135 年说”论者的挑战，2015 年纪念活动正常举行，会后用三年时间从 2016 至 2018 年专题讨论司马迁生年疑案。《渭南师范学院学报》《史学月刊》《管子学刊》，以及中国史记研究会、北京史记研究会两会年会论文集《史记论丛》《史记研究》提供研讨阵地。三年间，双方发表论文共18 篇，“前 145 年说”论者发文 12 篇，“前 135 年说”论者发文 6 篇。
本次研讨，有两大特别亮点。一是论争不刻意寻求“新证”来立论与驳论，而是回头看，系统梳理百年论争总成果，终结盘点力争定案司马迁生年。二是打破只在报刊上隔空喊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要组织一次双方面对面的直接对话，双方亮剑，直指核心。2019 年 5 月 26 日的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梳理学术研讨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主办方经过充分准备，为大会推出了两本学术论著。一是《司马迁生年研讨论文集》，系精选百年论争双方核心论文 42 篇，按论争时期分为五辑，“前 145 年说”与“前 135 年说”鲜明对照，每辑加有编者按，点睛要害，为司马迁生年定案提供充分的研讨理据。二是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张大可的《司马迁生年研究》。该书正论八讲，附论文七篇，以及百年论争主要论文索引。该书最大亮点是对百年论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具有综合性、综述性，把百年论争双方所有观点、论据，特别是论证方法都拎出来进行系统评说，力求做到无遗漏、无死角，既有立论，也有驳论，行文简洁明快，以严密的逻辑做出了一家之言的终结定案，为司马迁生年疑案的百年论争画上阶段性句号。研讨会的主题报告做了如下阐释，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梳理“前 145 年说”之源王国维筚路蓝缕的考证，如前文所述：论点坚实，方法正确，逻辑严密，为司马迁生年疑案研究指明了方向，其中有的论据疏失，必须修正，彰显历史事实，这恰恰是为了进一步论证王说。
其二，梳理“前 145 年说”后继论者披沙拣金，从司马迁自述的行年、师从、交游等三个方面，考证出有 14 条支持“前 145 年说”的证据，形成有力的证据链，无可辩驳。
其三，梳理“前 135 年说”之源，郭沫若举证三条，李长之举证十条，皆有辨无考，无一条成立，是典型的在字缝中做考证。郭李二氏最得意的“早失二亲”，是对史文的扭曲误读。“早失二亲”的字面意义可以有两解：一是指父母早已离去；二是指年纪轻轻“早失”父母。《报任安书》指的是前者，司马迁写《报任安书》时父母已离去近二十年，当然说“早”。而且在中国传统礼制下，做儿子的无论多大年纪失去父母均可说“早失”，郭李二氏的扭曲解读，别有用意。
其四，梳理“前 135 年说”后继论者的“新证”，无一实证，其考辨方法是循环论证加编造史实，在考证烟幕下精制伪证伪考。司马迁生于前 135 年，即建元六年是待证之果，“前 135 年说”论者作为已知的因，下推二十年为元鼎元年；然后编造司马迁为博士弟子南游，此为“二十南游”之果，再逆推二十年为司马迁生年建元六年，也就是用编造之果推出求证之因。所以循环论证即因果互证，乃是十分荒唐的文字游戏。司马迁自述行年在《报任安书》中说：“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长无乡曲之誉”，指司马迁“二十南游”之前耕牧河山之阳，已成人而未受地方推荐，南游之后还是靠父亲恩荫为郎，哪来的博士弟子出游？此乃纯属编造。王应麟在《玉海》中改编《汉书·司马迁传》，自写“汉史记”词条，在元封三年后应该放《索隐》注的地方，王应麟改为《正义》，只表明王应麟的个人观点，不具有任何版本价值。“前 135 年说”论者，编造王应麟依据皇家藏本，是唐写本、古注本，还装模作样复原张守节《正义》的唐写本、古注本，又前后两次复原成两种版本，如此伪造，欺蒙读者，已超出学术论争而是学风问题了。
其五，汇总梳理王国维、郭沫若两说百年论争双方的论点、论据，编制“司马迁行年表”，王郭两说对照列入历史年表，在历史事实的对照下，哪一种说法最为合理，一目了然。
通过上述五个方面的梳理，列表推演，《司马迁生年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司马迁生年两说，只并存于三家注，王郭两说王真郭伪不并存，司马迁生于公元前 145 年可以为定论。
在研讨会上，多数学者的发言认为，司马迁生年两说，王说一直是主流地位，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1959 年版的出版说明凝聚老一代学者的体会，也明确王说为主流地位。两说仍然可以继续讨论，也期待更有力的铁证，更期待“前 135 年说”论者对其说之源无一考据，其流无一实证，做出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