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春秋大一统申义——儒家亲亲尊尊的原则要求与谱系诠释 精装上海交大•全球人文学术前沿丛书

董仲舒大一统理念的哲学阐发与现代演绎。

超越一向拘泥于章句训诂和文本诠释的理论化叙事。
本书既勾勒出儒家传统话语中亲亲与尊尊原则交错作用的脉络，又将其嵌入汉初时代封建与郡县制度纠结的历史场景里加以考量和审视，使得公羊家的书法辞法更具有确凿的现实力量，同时也更充满波澜壮阔的情节感与沧桑感。
超越以往研究一向拘泥于章句训诂和文本诠释的理论化叙事，让董仲舒的大一统学说“活”起来。


 

余治平，复旦大学哲学博士（2001），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后（2005）。现为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董仲舒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中华君子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董仲舒传世文献考辨与历代注疏研究”首席专家，上海领军人才，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会长，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顾问，国际易学联合会常务理事、学术部学术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柏林自由大学、日本北九州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成果“重要转载来源作者”（中国人民大学，2017）。已出版《唯天为大》、《忠恕而仁》、《董子春秋义法辞考论》、《春秋公羊夷夏论》、《春秋终始》（一作）、《董子春秋大一统申义》、《周公酒诰训》、《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哲学概念系统引校》、《哲学的中国本土化叙事》等著作。

本书秉承董仲舒今文经学之风范，立足公羊家经典却不拘泥于章句训释，基于“亲亲、尊尊”原则，挖掘从“门内之治”的“恩揜义”推扩于“门外之治”的“义断恩”，进而实现“君天子”“臣诸侯”的“大一统”治理脉络，勾勒出王权天下封建制、皇权时代郡县制的精神基础，凸显出秦至汉初统一帝国实施郡县制、分封制的政治纠结与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梳理出从李斯变革“燔书坑儒”、《削藩策》，到“推恩令”、劝以利禄的历史选择过程。在公羊家“元年春，王正月”“三世异辞”的叙事结构中，强化以历史认知的维度,阐发“存二王之后”以“通三统”的古代政治文明优秀传统，使“大一统”的内涵充实饱满。

引言　“天下一致”
  一、“定于一”
  二、天下一致而百虑
  三、亲亲、尊尊的语义追寻
卷一　亲亲“分封”：消解“天下共主”
  一、嫡庶之分，宗法之制
  二、“褒有德”“尊勤劳”
  三、“私其土，子其人”？
  四、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卷二　“郡县”尊尊：强干弱枝的中央集权
  一、“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二、“亲亲之杀”“尊贤之等”
  三、究竟是谁的大一统？
  四、“大一统”最有效的组织方式
  五、“郡县之失，其专在上”
  六、“天下之端，自涉发难”——掀开平民政治的历史
卷三　从李斯变革，到《削藩策》、“推恩令” ——大一统政体已经在路上
  一、“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二、汉家江山“郡国两制”
  三、铁腕晁错：“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
  四、主父偃的温柔“推恩”
卷四　“劝以官禄”与“燔书坑儒”的历史较量——不同的意识形态控制方式、路径与效果
  一、“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二、察举：“择其吏民之贤者”
  三、“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四、“表章《六经》”与“以霸、王道杂之”
卷五　“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学思想源头——“属万物于一”与君权限制的哲学努力
  一、“王者始受命改制”
  二、“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公羊家“一统于天”而非“一统于君”的本体论证明
  三、以德制君
  四、以天制君，以灾异制君，以辞制君
卷六　“存王者之后”以“通三统”
  一、“示不敢专也”
  二、天命授三代而非独一姓
卷七　道通一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以《三代改制质文》篇为中心
  一、黑、白、赤，三统相推
  二、三代虽殊制，其道则一贯
  三、质文：意义、关系与法统功能
  四、忠、敬、文之法统—《天人三策》中的历史哲学脉络
  五、《春秋》的“补敝起废”——《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新解
参考文献
重要索引
后记

春秋时代，天子衰微，礼崩乐坏，最严重的表现就是上下失范，伦常凌乱，秩序颠倒，尊者不尊，卑者不卑，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大夫不像大夫，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天子没有了天子的威严，诸侯没有了诸侯的谦卑。父不尽爱，子不尽孝。中国失礼不尊，而夷狄不卑屡犯。这一切都已经使孔子不能容忍，所以他在著作《春秋》的时候，总要使尊者尊、卑者卑。而要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则必须首先确立可靠的政治秩序。被董仲舒所概括的《春秋》“十指”中，第四“指”曰：“强干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这一“指”的目的显然在于“君臣之分”。君是本，是大；臣是末，是小。崇本抑末，益大损小，是《春秋》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要求。董仲舒治公羊也重申孔子之志，从天理道义上论证出尊尊的必要性，以维护天子权威。《春秋》“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别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义；采摭托意，以缫失礼；善无小而不举，恶无小而不去，以纯其美；别贤不肖，以明其尊；亲近以来远，因其国而容天下，名伦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赏善诛恶，而王泽洽，始于除患，正一而万物备”。孔子之所见世，尊卑不分，干弱枝壮，一派乱象，于是便彰显出孔子别嫌疑、张一王之法学术努力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京师为干，侯国为枝。君主为干，诸侯王亲戚臣下为枝。强干弱枝所以明尊卑上下之分，为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君主统治。”庄存与《要指》曰：“《春秋》志天子之大夫，上下列其等戚，疏异其分。父子之恩，长幼之序，靡不毕见。”天子、封建亲戚、卿士大夫之间，名位、职分等级森严，尊卑秩序，则不可僭越。段熙仲《讲疏》曰：“《春秋》之时，恩衰义缺，故大亲亲之仁，严尊尊之义，以振其弊也。故始乎大一统，终乎强干弱枝。天子奉天，诸侯奉王政，一国之内乃正。本正而末乃正也。”《春秋》尊尊之义的核心就是强干弱枝，其终极目的是维护周天子君临天下的王者权威及其大一统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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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封建论》一文批评过人们对分封制度的三个错误认识，其实这也恰恰构成了中国历史在经历过郡县制度充分实施和洗礼之后，中古儒家知识分子眼中“亲亲”封建之制的三大基本缺陷。
第一个错误认识是以问题质疑形式出现的。“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但凡受到天子分封的诸侯大多能够把封国之土田和人口都当作自家所有，倍加爱护自己的财产，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当作自家的孩子看待和疼爱，让当地的风俗变好，把那里的社会环境治理得好，于是，王道教化施行起来就较为容易。但郡县制的州县地方长官，却总抱着应付交差、得过且过的工作态度，对地方的感情投入、文化认同都相对不足，心思往往只盯着职务升迁，临时观念比较强，这样怎么可能把地方治理好呢？！
柳宗元首先予以了明确否定，然后，他便对比了周、秦、汉之治推行分封、郡县两种制度所导致的不同历史效果，而予以直接反驳。“周之事迹，断可见矣”，情况很显然。“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西周末期开始，诸侯就骄横跋扈，忘本僭越而吃里扒外了。“世乱义废，背上不臣”现象已较为普遍。方国之中，局面乱的是多数，秩序好的则很少见。共同的病蔽则呈现为，先是诸侯擅政，天子无权干预方国君王之接班人的选择，世袭继承，不接受周天子的另外委任，只在朝廷备一个案即可；后来则是大夫“当国”，诸侯方伯在其一国之内也做不了主了；再后来则是家臣篡权，连大夫竟然也靠边站了。能够把地方治理得好的诸侯，数量还不到百分之一，少得可怜。诸侯势力过大，直接挑战朝廷权威。周代“失在于制，不在于政”，政体制度不好，即便遇有德行圆满的君王，也无力挽回天下分裂之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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