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0-1832年的英国社会：旧制度下的宗教信仰、思想观念和政治生活 平装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重新定义“漫长的18世纪”
一部重塑英国近代史阐释框架的划时代经典 

1985年，克拉克出版《1688-1832年的英国社会》，聚焦光荣革命后英国旧制度下的思想与政治形态，实现学术思想的自我颠覆与突破。该书15年后修订再版：书名改为《1660-1832年的英国社会》，将时间轴上推至1660年王政复辟。副题调整为“宗教、思想观念和政治生活”，明确凸显宗教核心地位。篇幅扩充近150页，增补大量宗教布道文等史料，调整论述结构，修正初版瑕疵，使“旧制度英国”的框架更系统、严谨。
本次中译本再版，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由译者全面修订，大幅提升译文准确性与流畅度，更便于读者读懂这部改写学科格局的里程碑之作。 

 

J.C.D.克拉克（J.C.D.Clark），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长于宗教史和政治史研究，著有多部关于18世纪英国和北美历史的著作，如《变迁的动力：18世纪50年代危机与英国政党制度》《革命与反叛：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国国家与社会》《自由的语言（1660—1832）：英属北美社会的政治话语和社会动力》《1660—1832年的英国社会》等。其中最后一本为其最重要的代表作。
姜德福，历史学博士，大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范围为欧洲中世纪及近代早期历史。著有《社会变迁中的贵族》《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建设》《英国社会道德问题研究（1660—1860）》《转型时期英国社会重构与社会关系调整研究》（合著），译有《欧洲贵族1400—1800》。在《世界历史》《文史哲》《史学月刊》等发表论文多篇。

1660-1832年的英国，在动荡变革中为何能维持长期稳定？以现代化、民主化、世俗化解读这段历史，是否又遮蔽了其深层的社会运行逻辑？J.C.D.克拉克打破辉格史学范式局限，开创性地提出“漫长的18世纪”，将这一时期整体界定为统一的旧制度时代。他认为，这段历史的核心并非阶级冲突与工业变革，而是君主制、贵族与教会构成的秩序。政治分歧植根于宗教信仰，社会运行依托王朝忠诚、庇护关系与新教体制。由此得出结论：旧制度的崩溃并非来自外部冲击，而是宗教立法松动引发的内部瓦解，1832年议会改革便是这一进程的结果。
本书重构英国近代史分期，将宗教与政治思想放回历史中心，彻底改写学界认知，成为近代英国研究不可逾越的经典。 

序言
缩略语
关键词
导言：旧秩序的实质
第一章 从王政复辟到和谐一致，1660-1760年
第二章 旧秩序的社会和思想前提
第三章 国家认同：教会和国家的命脉，1760-1815年
第四章 在激进主义之前：不满的宗教根源，1688-1800年
第五章 崩塌前夜的旧秩序：缓慢的侵蚀
第六章 新教体制的终结，1800-1832年：轰然崩坍
索引

旧制度在18世纪英国的延续和崩溃

18世纪英国史曾经是一个不受重视的研究课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国史研究中，相比于其前后的17世纪英国史和19世纪英国史，18世纪英国史的时间断限被大大压缩。当时的17世纪英国史一般终结于1714年，而19世纪英国史则开始于1783年，于是，18世纪英国史就只剩下短短的69年，而且就连这短短的69年也常常被忽视。此后，随着18世纪英国史的重要性逐渐为学界所认识，18世纪英国史研究恢复了生机，其时间断限也不断扩展，“并被明确限定在1714至1789年这一时间段里”。“现在，对于18世纪英国史的分期法基本已得到大家的认同，即最早以1688年为起点，最晚止于1815年。”
对于这样的18世纪英国史分期，克拉克有自己的看法。1982年，克拉克在为剑桥大学历史系拟定的一份课程备忘录中提出了“漫长的18世纪”的提法，随后这一提法成为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分别在1983年和1986年所开设的研讨班的课程要点。如今，这一提法已经广为史学界接受。1985年，克拉克出版《1688—1832年的英国社会》一书，将曾经“短暂的”18 世纪的起点回溯到1688年。这一分期得到哈里·狄金森等学者的赞同，狄金森也认为漫长的18世纪英国史的分期应该是1688至1832年。但在《1660—1832年的英国社会》中，克拉克又将漫长的18世纪英国史的起点进一步回溯到1660年。其理由是：“如今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光荣革命并不是人们曾经认为的洛克派哲学家的时刻，而是自由主义者和契约论者共同打造的结果，我们必须到王政复辟中寻找延续的源头。”虽然克拉克提出了“漫长的18世纪”的提法，但是，1660—1832年的历史分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学者采用。克拉克也在序言中承认，他关于“漫长的18世纪”的分期观点源于贝蒂·肯普的《1660—1832年的国王和议会下院》。
克拉克之所以将其研究的起始时间从1688年进一步回溯到1660年，是为了强调漫长的18世纪英国社会的延续性。但在研究18世纪英国史的学者中，关于18世纪英国社会更为突出的问题究竟是延续还是变迁，存在较大分歧。在刘易斯·纳米尔、约翰·坎农、伊恩·克里斯蒂和约翰·冈恩等学者的眼中，18世纪的英国保留了许多传统特征，社会框架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传统制度和思维模式依然控制着18世纪的英国。而在保罗·朗福德、乔安娜·英尼斯、约翰·菲利普、詹姆斯·布拉德利等学者看来，18世纪的英国社会确确实实发生了转变，虽说这些转变是缓慢的、渐进的，但正是在这些缓慢、渐进的转变的累积作用下，英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型。
在克拉克看来，1660—1832年间的英国社会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和完整性，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拥有自身统一性和完整性的漫长时期，这个时期既不属于通常理解的‘前现代’也不属于通常理解的‘现代’”。他将漫长的18世纪的英国描述为一个旧制度下的社会，这个旧制度社会有三个牢固的支柱，即君主制、贵族和教会。克拉克坚称，这一时期是国教-贵族占据优势的时期，其标志就是英国民众接受君权，且国教是英国民族统一的象征。他“是在贵族霸权、宗教和政治-法律观念等领域内探讨延续性”。但是，在强调18世纪英国社会延续性的同时，克拉克并不否认这期间始终存在的冲突和挑战。他说，“冲突，而非田园牧歌式的安宁，是英国漫长的18世纪里为人熟悉的经历……将英国的旧秩序描述成静态的、平稳的、单一的、没有争议，也没有财富或地位冲突的，有失偏颇”。他看到了君主、贵族、教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在19世纪20年代晚期及30年代早期受到的挑战及其骤然崩溃的原因”。他宣称，他的“目标是描绘一个尽管经历了不断的内部挑战（以及时常发生的武装叛乱）但仍然维持其霸权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