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明进程•大学卷 精装

从修道院到现代校园，改变人类知识生产传播轨迹的大学如何诞生。

大学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承担起了思想学术、科学研究的任务？大学为什么会成为衡量现代国家能力的重要风向标？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各文明都存在高等级知识传播机构，但“大学”这种形式却凭借其历史特殊性能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高等知识传播、教育机构。
《欧洲文明进程·大学卷》正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大学”的原初形态和培育它的社会环境。本书最大的贡献就是向中文读者展示了“大学”作为独立自治的社会团体这一本源性特质，而所有有关知识传授、学术自由、思想探索等内涵皆依附在大学这一本初的组织特性之上。大学诞生在西欧中世纪多元社会权力并立的历史环境之中，因其独立的社会团体地位和多元权力缝隙的社会位置而为知识、思想、科学的探索提供了充分的制度性保障，反过来促使大学在众多知识机构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逐渐成长为欧洲最重要乃至唯一的高等知识传播教育机构。进入现代社会后，欧洲的大学自身在不断发展变化时，“大学”也随着现代文明传播向世界各地，不同地区先后借鉴学习了欧洲不同历史时期大学的面貌，从而形塑了当下世界各国大学多元化形态。本书勾勒了“大学”这一特殊的教育机构的总体历史脉络，并得以窥探欧洲文明的特殊之处。
 

张殿清，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牛津大学访问学者，从事英国史、欧洲文明史、中西文明交流等方向的教学研究工作，在《文史哲》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省部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项。
李秉忠，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近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奥斯曼帝国与英帝国关系、土耳其与欧盟关系、欧洲文明史、黑海历史等方向的研究。主持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本卷从欧洲文明的视角，勾勒大学的演进轨迹。在中世纪部分，本卷重点分析大学的母体——欧洲社会的社团性，阐释了原发型大学与基督教会、世俗君主、城市当局和著名教师等重要影响因素的关系，进而揭示出大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其外化的大学自治权利和自治机构，也是大学与其他公权力博弈的武器。在近代部分，本卷梳理了欧洲大学的经费来源、选聘教师、考试变化等核心要素与现代国家的关系，讲述了欧洲大学自近代以来的“国家化”进程，并且在这一进程中大学也保留了相当程度的社团性。此外，本卷还考察了德国和法国的技术学院、英国城市学院的创建与发展，分析认为这些适应社会职业需求的高等教育机构，依然是一个社团，并没有丧失传统大学的自治特性。最后，本卷还讨论了欧洲大学在二战后对某些极端“国家化”行为的强烈反应，以及回归“早期自治传统”的努力。

前言
第一编  中世纪的大学
第一章  孕育大学的母体
第二章  原发型大学形成的自主性
第三章  大学的社团特征（一）
第四章  大学的社团特征（二）
第五章  大学与外部公权力的关系
第六章  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大学
结语
第二编  近代大学的演进
第七章  近代大学的国家化
第八章  大学的职业化教育
第九章  近代大学的组织结构与权力运行
第十章  与大学相关的考试
第十一章  大学生家庭社会背景与就业情况
第十二章  二战后欧洲大学的去国家化尝试
第十三章  欧洲大学在世界的传播
结语  一个中世纪社团如何影响欧洲文明进程
附录  美国留学生眼中德国大学与英国、美国大学的差异
参考文献
索引
词汇表
索引

同乡会是大学最早出现的另一个内部社团。尽管中世纪的欧洲还没有现代国家和民族的观念，但有学者认为，早在7世纪，族群认同建构中的地域化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了。到了9世纪，语言在认同建构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因此，大学形成时，欧洲的地域意识已经很浓厚了。地域意识在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都表现非常突出。这两所都是全欧洲的大学，教师和学生来自欧洲各地。客居他乡的学生，担心遭受市民欺凌，认为联合起来能维护自身利益。而当时凝聚学生最便利的纽带就是相同地域，相同地域往往蕴含着相同母语、文化圈和历史等诸多共同因素。因而大学社团形成不久，同乡会就应运而生。
最初，同乡会因生源地多样化，数量很多。后来，为了方便在大学的共同生活，一些地域相近的小同乡会逐渐合并为大的同乡会。博洛尼亚大学最初有12个学生同乡会。为了便于管理，也为了方便与教师社团斗争，以阿尔卑斯山为界，合并成为山南和山北两个学生社团。巴黎大学作为欧洲神学的研究与教学中心，同样也吸引着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据在巴黎大学学习神学的牧师雅克·德·维特里（Jacques de Vitry）的记载，当时有特征、习俗迥异的12个同乡会 ，后来逐步合并成皮卡迪（Picardy）、诺曼底（Normandy）、法兰西（France）、英格兰（England）等四个同乡会。合并的结果是当时民族观念的反映，与现代欧洲国家的格局有显著区别。其中，皮卡迪、诺曼底都和法兰西王国关系密切，近代以后形成了荷兰、比利时等国家。来自英格兰、德意志和苏格兰等地的学生属于英格兰同乡会。英格兰的牛津大学最初也采用同乡会的形式，因学生基本都来自英格兰，缺乏形成同乡会的土壤，不久就形同虚设。然而，也存在以“特伦特河” （Trent River）为界的北方人社团和南方人社团之分，涉及到英格兰以外的学生，一般是苏格兰人必须注册为北方人，而威尔士、爱尔兰和欧洲大陆学生需注册为南方人。
效仿上述三所原发型大学，后来创建的大学都模仿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也建立各种同乡会。中世纪晚期前，同乡会一直是大学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萌芽，以及大学数量的增多，君主为了维护自己所创大学的生存，就限制所辖民众到外地留学。该政策促使人们尽量在本地学习，跨“国家”求学的人数减少。在本地求学的学生拥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尽管还有地域差别以及认同差别，但远远不及“国际化”大学的程度。此时，大学同乡会意义与最初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单纯成为一种籍贯的标识。学院的兴起进一步削弱了同乡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