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与秦汉政治文化整合 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文库

齐鲁之风，秦汉汇流，滋养了中华政治文明。 

1. 齐鲁文化通过其深厚的思想资源（如大一统、五德终始、儒家伦理等），在秦汉时期逐步与政治文化融合，最终成为中华政治文明的重要基石。本书是对齐鲁文化及秦汉政治的全面探讨。
2. 本书在思想领域从齐鲁文化的角度探究黄老思想传承、汉初儒学的自我改造、谶纬之学、古今文之争等，在政治领域展现齐鲁文化带来的思想的变革又如何影响了汉匈礼仪之争、西汉宗庙改革、党锢之祸等重要历史事件。
3. 本书从历史的视野，带领读者追寻思想的脉络，展示齐鲁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与传统的重要源头如何传承与改造了政治思想与制度传统。 
 

仝晰纲，山东郓城人，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现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多次承担国家及教育部、山东社科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出版《官吏自箴：清代官箴书研究》《齐鲁文化通史•宋元卷》《中华伦理范畴•义》等多部学术著作。在《光明日报》《社会科学》《文史哲》《人文杂志》《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多次被《新华文摘》《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全文转载或摘要介绍。
李贝贝，男，1993年生，山东金乡人，2024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获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现为山东工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齐鲁文化、儒家碑刻文献的研究与教学，在《东岳论丛》《孔子研究》《戏曲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合作编写、整理著作数部，参与教育部、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多项，曾获山东省研究生创新成果奖。

在秦汉政治文化整合过程中，齐鲁文化的影响最大，其积淀也最深厚。秦统一后，齐鲁文化的“大一统”与“五德始终”理论为统治的合理性做了理论阐释；西汉初年，齐鲁文化的稷下黄老思想带来黄老之治；两汉以来，以齐鲁儒生为主体的儒家群体积极推进儒学融入并改造汉代社会。本书涉及中国政治文化及思想的转变，多角度阐述齐鲁文化对秦汉社会的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梳理了齐鲁文化从地域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的发展轨迹，既有鲜明的齐鲁文化特色和深厚的学术底蕴，又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遍意义。 

绪论 齐鲁文化圈的形成
第一章 齐鲁文化与秦代政治文化的建构
第一节 政治文化重构视阈下秦文化与齐鲁文化的交互
第二节 “大一统”理念成为秦朝政治文化的理论基础
第三节 “五德终始说”为秦代周提供了理论诠释
第四节 齐鲁儒士与秦代统治层的互动
第五节 秦代政治文化中的齐鲁文化因子
第六节 齐鲁文化与“焚书坑儒”
第二章 稷下黄老与汉初政治文化
第一节 齐文化与黄老之学
第二节 汉初形势与稷下黄老的政治实践
第三节 汉代黄老政治的走向与变异
第三章 儒家的自我修正与汉武帝时期的政治转型
第一节 儒家自我修正与刘邦对儒家态度的转变
第二节 文景时期的博士制度与“汤武论争”
第三节 儒学隆兴与武帝时期功臣政治向贤臣政治的转型
第四章 齐鲁士人与昭宣之治
第一节 齐鲁士人与盐铁会议
第二节 齐鲁士人与石渠阁会议
第三节 昭宣中兴与齐鲁公卿——兼及“霸王道杂之”的齐鲁文化阐释
第五章 齐鲁士人与西汉后期政治变革
第一节 齐鲁士人与昭宣以来的汉匈关系
第二节 贡禹、匡衡与元成时期的政治革新
第三节 齐鲁士人与西汉后期的宗庙祭祀改革
第六章 齐鲁文化与两汉谶纬之学
第一节 谶纬之学是齐鲁文化的重要流变
第二节 天谴禨祥与五德相胜相生
第三节 谶纬之学与王莽代汉自立
第四节 东汉“图谶天下”与儒者争言谶纬
第七章 今、古文经学之争与郑学的出现
第一节 今、古文经学的历史源流
第二节 何休与今、古文经学之争
第三节 郑玄与今、古文经学的合流
第八章 齐鲁士人与党锢之祸
第一节 势力角逐与两次党锢之祸的爆发
第二节 党锢中的齐鲁士人及其政治精神
第三节 党锢与齐鲁士人的分化
第九章 齐鲁士人与汉末社会批判思潮
第一节 统治危机与汉末社会批判风气
第二节 徐幹与《中论》
第三节 仲长统与《昌言》
第四节 汉末社会批判思潮的多维审视

刘肥的封地齐国，是西汉初年非常重要的诸侯国，《史记·齐悼惠王世家》称“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 。司马迁也评论道：“诸侯大国无过齐悼惠王。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之无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万民之心。” 刘邦初封时，齐国以临淄为都城，地理范围大致包括后来齐国在内的胶东、胶西、济北、菑川、济南、城阳、琅琊诸郡国，即今泰沂山系以北、以东的山东大部，和战国时期齐国的范围大致相当。汉初的齐国，不仅幅员辽阔，文化也较为兴盛，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司马迁言道：“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 由此可见，齐地、齐人对于儒学传承厥功至伟。西汉立学官的今文经学流派中，有多半发源于齐地。《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以上五经八家，《易》《尚书》《齐诗》、胡氏《春秋》等五家之学皆出自齐地，足见西汉前期齐地儒学之胜。这一学术局面的形成，其雏形最晚又可追溯至汉初。当曹参寻求治国之策时，参与讨论的齐国儒者“以百数”，齐地儒学之兴盛，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当曹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时，诸儒意见各不相同。这一情形同秦始皇封禅泰山时颇为相似。《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 诸儒意见差异较大，其实也是西汉初年儒学尚未实现整合、发展还未成熟、学术传承较为混乱的反映。由于儒者言人人殊，曹参难以取舍，此时又听说胶西盖公善于黄老之学，于是将其请来，问以政事。根据前文论述可知，盖公作为乐臣公的弟子，是汉初黄老之学的集大成者。见到盖公后，盖公对曹参言道“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即清静无为。至于具体如何操作，史书并未详述，仅云“推此类具言之”。曹参对盖公的政治主张大加赞赏并遵循之，治理效果也非常明显：“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黄老之学形成于齐地，黄老思想在西汉初年的首次政治实践也是在齐国，因此有学者认为：齐地能够成为黄老之学最初的试验场，就是因为这里是黄老之学的发源地，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曹参采纳盖公意见以黄老思想治齐，这一举措对汉初政治也具有非凡意义。可以说，黄老之学正式登上西汉政治舞台，就起于“曹参荐盖公”。齐国试点的成功，证明了黄老之学是顺应西汉初年统治需要的，这为后来将黄老之学上升为统治思想、文化主流奠定了基础。曹参升任相国后，鉴于在齐国为相时的政治经验，继续坚持无为而治。汉惠帝二年（前193），曹参继萧何之后为汉代第二位相国。临赴任前，曹参嘱托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勿扰狱市，正是黄老学派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曹参代萧何为相后，“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这就是“萧规曹随”典故的由来。因循旧政，正是黄老政治思想的核心观点。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有云：“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萧规曹随”完美体现了“因循为用”这一施政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