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转型与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成长 平装

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政治传播密码，解读国家成长的传播力量。 

这本书深入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成长与政治传播的互动关系，揭示了政治传播在国家建构、改革和治理中的关键作用，为理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框架。 

 

赵洁，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博士，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讲师，兼任《政治学前沿》《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集刊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治理与政治传播。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等多项课题；在《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探索》等CSSCI来源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

本书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聚焦国家成长与政治传播转型之间的深层互动。一方面，以政治传播为观察棱镜，透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成长的独特政治逻辑与发展机理；另一方面，将国家成长作为历史坐标，系统考察中国政治传播从以“政治宣传”为主导的传播形态，向以“新宣传”为主导的传播形态转型的运作逻辑与效能演化，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何种政治传播模式方能真正促进国家健康成长。该研究既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提供了传播视角，也有力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政治宣传的刻板理解，回应了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体系的时代之需，为发展中国特色政治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做出了积极探索。 

导 论
第一节 解码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成长中的政治传播
第二节 何为中国国家成长
一、国家成长相关概念辨析
二、关于中国国家成长的研究推进
第三节 何为政治传播
一、政治传播的定义
二、政治传播的构成
第四节 国家成长与政治传播关系的研究现状
一、关于国家成长中政治传播转型的研究
二、关于政治传播对国家成长影响的研究
第一章 政治传播与国家成长关系的理论探索
第一节 国家成长的理论与现实
一、国家成长的具体面向
二、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成长的特质及阶段划分
第二节 政治传播与国家成长
一、政治传播是国家成长的关键力量之一
二、国家成长形塑政治传播形态
第二章 以政治宣传为主导的政治传播与新中国国家建构（1949—1978）
第一节 国家建构：政治宣传形态形成的动力
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架构勾勒政治宣传形态
二、追求国家整合的国家目标需要政治宣传形态
三、运动式的政策执行方式加强政治宣传形态
四、革命时期所形成的政治宣传传统
第二节 以政治宣传为主导的政治传播形态的特质
一、价值维度：政治传播“公共工具性”的凸显
二、制度维度：金字塔式传播架构的初步建立
三、行动维度：以自上而下的政治传播活动为主
四、小结：以政治宣传为主导的政治传播形态
第三节 政治宣传在国家建构中的效能发挥
一、巩固国家权力的统一性
二、增强国家权威的合法性
三、提升国家能力的有效性
四、政治宣传形态与国家成长关系的理论总结
第三章 以政治沟通为主导的政治传播与中国国家改革（1978—2012）
第一节 国家改革：向政治沟通形态演变的动力
一、党政关系的调适确立政治沟通形态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家目标呼唤政治沟通形态
三、常规式政策执行方式夯实政治沟通形态
第二节 以政治沟通为主导的政治传播形态的特质
一、价值维度：政治传播交流性的初步显现
二、制度维度：金字塔式传播架构的松动
三、行动维度：上行传播能量的激发及应对
四、小结：以政治沟通为主导的政治传播形态
第三节 政治沟通在国家改革中的效能发挥
一、平衡国家权力自主性
二、适应国家权威合法性来源的变化
三、提升国家适应社会变迁的能力
四、政治沟通形态与国家成长关系的理论总结
第四章 以“新宣传”为主导的政治传播与中国国家治理（2012至今）
第一节 国家治理：向“新宣传”形态演变的动力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催化政治传播混合形态
二、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战略召唤政治传播混合形态
三、多样化的国家政策执行方式强化政治传播混合形态
第二节 以“新宣传”为主导的政治传播形态的特质
一、价值维度：政治传播工具性与交流性并举
二、制度维度：金字塔式传播架构的巩固革新
三、行动维度：交互式政治传播成为常态
四、小结：以“新宣传”为主导的政治传播形态
第三节 “新宣传”在国家治理中的效能发挥
一、规范国家权力自主性
二、巩固复合型国家权威
三、优化国家治理能力
四、“新宣传”形态与国家成长关系的理论总结
第五章 实现中国政治传播与国家成长的良性互动
第一节 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成长中政治传播的“变”与“常”
一、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成长中政治传播的“变”
二、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成长中政治传播的“常”
第二节 以人民为本位：实现政治传播与国家成长良性互动的中国选择
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二者的终极目标
二、围绕以人民为本位探索政治传播与国家成长互动的新境界
结 语
主要参考文献

伴随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我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实现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得到充分彰显。在这一阶段，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尤为关键。而以“新宣传”为主导的政治传播形态，正是助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第一，以“新宣传”为主导的政治传播形态，助力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推进各机构职能高效协同。伴随数智技术的发展，规模巨大、数量繁多的公共数据在政府过程和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优化数据资源配置，释放数据要素潜能，已成为提高我国行政效率、优化政务流程的重要突破口。以“新宣传”为主导的政治传播活动强调政府各部门间的数据互联与共享，信息共享与互动方式的转变，能够有效破除“信息孤岛”现象，实现跨部门业务的深度协同，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具体而言，在政府业务流程重构方面，数据共享机制改变了传统行政运作模式，避免了各类信息的重复采集；在服务模式升级方面，数据互联催生了“一件事”集成服务的创新实践，即使是涉及多个部门，不同地方的事宜也可以一次性办结；在社会监测优化方面，数据共享构建了新型监测机制，政府部门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能够对社会发展或重点领域展开全面、实时监测。
第二，以“新宣传”为主导的政治传播形态加强了民众对于政府组织及工作人员的监督，助力制度执行监督机制的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和数据开放是这一阶段政治传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更加开放的信息和更为透明的数据，政府运作的“黑箱”被逐步打破。对于民众而言，其可以随时申请查看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政治信息，监督各层级政府的履职过程与结果，并且借助网络问政平台，还可以直接对政府工作人员提出质询与建议，相关部门必须在规定时限内做出回应；对于官员而言，全景式监督环境使其丧失了滥用权力、违规贪腐、公权私用的客观环境，从而更倾向于时刻进行自我监督，谨慎对待自身的言行举止；对于监督制度而言，舆论的监督会倒逼监督制度的完善，民众监督、官员自我监督与制度监督形成合力，有效提升了监督的广泛性和有效性。
与此同时，在国际上，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逆全球化思潮也随之涌现，贸易保护主义、地方主义、民族主义思潮抬头。然而，世界各国之间联系和交往日益加深的总体趋势并不会发生根本转变。一方面，各国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已经形成了密切的合作与竞争格局，这些联系难以彻底切割；另一方面，内政与外交也息息相关，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与其对外交往战略和情势之间也有着深刻的联系，因此，讨论一国的国家能力，必须将其置于广泛的世界标准之上，而非局限于狭窄的范围和水准之上，即参与构建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的能力是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新宣传”为主导的政治传播形态，正是助力于此的关键力量。正如学者所说，任何国家和国际组织都需要在对外政治传播中运用“新宣传”的手段和技术，来展开国际交往、塑造国家形象和提升塑造国际秩序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