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防疫的近代转型 平装

一部关于中国防疫近代转型的简史。 

 

陈小卡，1958年出生于广东，曾负责管理中山大学医学博物馆。曾任广东省医学会医学历史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医学历史学分会第六届委员会顾问。本人曾经主编出版的专著有：《中山大学医科教育史（内部资料）》、《粤海西风入杏林——中山大学医科历史人物与中国近代西医历史人物》、《中山大学医科史鉴录》、《中国近代西医缘起与中山大学医科起源》、《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史略》、《百川汇南粤：海上丝绸之路对岭南文化的影响.医学篇》（2016年广东省重点出版物孵化扶持项目）、《西方医学经粤传华史》、《大医宗师：中山医八大教授》、《中山大学医科教育概况（2001-2016）》、《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史》、《医学史简编》、《百年医学梦园—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北校园记》。本人与其他人合编出版的专著有：《中山医学院院史》、《中山大学医学博物馆展藏品选》。
徐劲，广东丰顺人，生长在广州市。医学博士，病原生物学专业。职业生涯前20年，从事基础医学研究，副研究员、副教授职称。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8项、发表论文120余篇。职业生涯后20年，主要供职行政部门，曾挂任某地级市卫生局副局长，曾任职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处长、发展规划办副主任、出版社社长等岗位；2度荣获得大学“优秀共产党员”，曾主持3项国家出版基金、1项国家产业文化基金，受聘大学全媒体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在传统社会，中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传统公共卫生与防疫方式；直到鸦片战争前，虽然西方的公共卫生与防疫方式部分传到中国，但对中国影响极微。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在处理疫情的过程中，逐渐接受来自西方的近代公共卫生与防疫方式，开始建立起自己的近代公共卫生体系与防疫事业。
本书着力于展现中国防疫事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曲折变迁过程，力求通过史实来客观地展现这一过程中的一些特征，探究促成中国公共卫生与防疫方式在近代急剧转型的各种原因。 

绪 论  
第一节 关于防疫   
第二节 中国防疫的发展历程   
第一章 中国传统社会的防疫与公共卫生  
第一节 传统社会的疫情与防疫认识   
第二节 传统社会卫生管理与防疫的习俗与措施   
第三节 传统社会管治体系下的公共卫生管理与防疫   
第四节 中国传统医学防治传染病与预防疫病的重要成就   
第五节 明代万历年间至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疫情与防疫   
第二章 西方公共卫生与防疫方式初传中国  
第一节 西方社会从古代到近代的瘟疫与防疫史略   
第二节 西式防疫医疗机构在澳门建立   
第三节 中国近代之前西方人在我国境内的疫情应对   
第四节 以种牛痘为发端的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与防疫方式  
第三章 中国近代前期的疫情与应对举措  
第一节 道光年间到同治年间的重大疫情   
第二节  年粤港鼠疫大流行   
第三节 — 年东北地区鼠疫及其防治与中国近代防疫
机制的初步形成   
第四节 烈性传染病的流行与防治   
第四章 中国卫生管理方式与防疫方式在近代的转型  
第一节 近代西方医学对中国近代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及科学防疫
机制形成的影响   
第二节 走向近代化的中国卫生管理与防疫方式   
第三节 近代中国卫生管理体系的初建   
第五章 近代公共卫生事业与防疫方式在中国各地出现  
第一节 中国近代地方的公共卫生事业与防疫方式的特征   
第二节 近代公共卫生事业与防疫方式在广东发端   
第三节 上海公共卫生事业与防疫方式的发展   
第四节 其他地区的公共卫生事业与防疫方式   
第六章 中国近代公共卫生管理与防疫体制的成型  
第一节 北洋政府时期近代卫生及防疫体系的初步构建   
第二节 近代公共卫生管理体系与防疫体制正式形成（—）
第三节 近代卫生行政与防疫机制在战时战后的发展（—）   
第七章 中国近代各项卫生建设与防疫工作的发展  
第一节 中国公共卫生与防疫事业的发展   
第二节 卫生防疫法规建设   
第三节 公共卫生与防疫教育   
第四节 城市卫生防疫事业   
第五节 农村卫生防疫事业   
第六节 社会团体在防疫中的作用   
第七节 近代早期疫苗研制和各种生物制品的研制   
第八章 中国近代防疫检疫的开端与发展  
第一节 海关的防疫检疫   
第二节 陆路防疫检疫   
第三节 全面收回海港检疫权   
第四节 航空检疫的创建及开展   
第五节 抗战时检疫   
第六节 抗战后的检疫   
第九章 中国近代中后期的疫情及一般性传染病与应对举措  
第一节 在鼠疫防治过程中推动中国防疫走向近代化   
第二节 对霍乱疫情的应对   
第三节 对天花流行的防控  
第四节 其他急性传染病   
第五节 慢性传染病   
参考文献  
后 记

绪论第一节
一、防疫及其历史
　　
　　防疫是防止、控制、消灭传染病的措施的统称。中国汉代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疫，民皆疾也。”瘟疫是急性传染病的通称。现代医学认为传染病是指由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感染人体后产生的有传染性、在一定条件下可造成流行的疾病。有学者认为传染病“先于初民就业已存在”1，并与人类一直相伴同行到现在。在人类这一物种出现前就已存在的传染病，在人类从直立人到现代人的各个阶段中都深切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状态。疫病成为攸关人类发展的至要因素之一。人类社会形成后，疫病就深切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得到飞跃式发展，驯化动物繁殖出大量家禽和牧群，大片农作物出现，能养活更多的人，从而使人口大规模增长。在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商贸不断发展扩大，文化有了灿烂辉煌的大发展，人类亦随之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当畜群、作物和人口大量繁殖时，原虫、细菌和病毒的感染空间也得以相应拓展2，疫病以更大的规模降临人类社会。人类生活面积扩大而接触到更多野生动物，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之间的接触也不断增多，增加了微生物、寄生虫的传播机会。伴随着人类社会演进发展的历程，疟疾、天花、麻疹、白喉、水痘、腮腺炎、流行性感冒等各种传染病在人类中传播。人类社会的发展，使聚居人口前所未有地密集，数量更庞大，加大了疫病的传染规模。社会的发展、文明的演进、交通工具及交通设施的出现与改良以及迁移技术的提高，使人口迁移、贸易、战争及人的各种交流的规模不断增大，频次持续增多，流动人员的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在一定时间内的移动距离愈渐增长，接触到陌生的环境、生物和人群的可能性增大，导致传染病传播的速度与广度也在不断增大。疫情是影响人类社会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世界的各文明、各民族都有遭遇疫病的历史。国家间的交流、民族间的往来、种族间的接触，都可能触发疫情。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健康，奋而应对疫病，开展了延续至今的防疫抗疫斗争。人类社会发展史亦是人与疫病不断斗争的历史长卷。人类的防疫活动伴随人类社会出现到发展至今的每一个阶段。在漫长的人类文明长河中，一次次暴发蔓延的疫情及一般性传染病的侵袭，改变了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及免疫状况，人类也随之采取了一轮轮抗疫和防疫措施，不断改进卫生医疗方法，发现并不断改进人工免疫的方法，改造了自身的生活方式与日常习惯，移风易俗。防疫方式方法，成为影响每个民族、国家、种族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防疫是否成功成为关乎文明兴衰存亡的因素之一。
　　不同的个体和群体对同一传染病的免疫水平是不同的。这种差别除了遗传的原因外，更是与接触这一传染病之前是否曾被其病原体侵入相关。对疾病的抵抗力与免疫力的不断调整，除了在个体内进行外，也在个体所在的群体内进行着，这个群体可以是某个特定人群、某个地域的居民，乃至某个民族、某个国家的人。防疫措施包括通过药物和生物（如疫苗等）等手段提升从个体到群体对传染病的抵抗力和免疫力；通过隔离、控制与清除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防范与消除传染病及其引起的疫情；通过改善公共卫生条件与倡导良好卫生生活习惯防范疫情。个体和群体在防疫斗争的同时，也在与传染病的接触过程中调整、提升对传染病的抵抗力和免疫力。每一个体和每一群体都要经受与疫病较量的考验。每个人群、每个地域、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要经历这种过程。
　　防疫史即人防范、控制和消灭传染病的历史，亦即人防范与抵御疫情暴发和防治一般性传染病的历史。人类的防疫史悠远绵长。世界上各文明、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防疫抗疫历史。随着防疫史进程的延续，防疫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与延伸，防疫的方式方法不断增多，但始终可分为经常性措施和应对疫情暴发措施两种，包括调查和管理传染源、传染途径和易感人群，采取医疗、行政、法律和财政等手段，通过集结、分配、调度医力、政力、财力、民力和军力等保障防疫措施的施行与推广。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水平不断提升，人对自然、社会及自身的认识不断加深，防疫过程中的经验不断积累，对疫病及如何防疫的研究不断深入，尤其是医学水平不断提高，防疫的方式方法也不断丰富与发展。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可发现，人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受到传染病的侵害，在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遗址墓葬的骨骼化石中，有一具老年男性骨架显示他腰椎骨结核形成骨桥，还有一具中年女性骨架显示她患有骨结核。3在原始社会时期，为了应对疫病，人们就常选择洞口较小、采光较好和地势较高的洞窟穴居，或用树木、枝叶和草搭巢居住，有利于防水御寒，适应保健卫生的需要。在中国典籍《太平寰宇记》中就提到“俗多构木为巢，以避瘴气”。
　　疫病自古以来一直是人类的巨大威胁。史料清楚地表明古代中东曾出现过疫灾。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提及的大洪水之前的一连串灾难中，就包括神的天谴，即瘟疫；大约出自同时代（公元前2000年）的一篇埃及文献把法老对瘟疫的恐惧等同于对神的恐惧。4在历史上有大约1/3的埃及人口死于1347—1349年鼠疫的第一次暴发，此后鼠疫仍频频光顾尼罗河流域。5 在史册典籍中所载发生在西方古代社会的疫情浩如烟海。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载了公元前430年到前427年雅典曾遭受瘟疫。据说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来到雅典参与救治。传染病是导致古希腊衰退的重要原因。
　　中国有关疫病的记载亦可溯至久远。殷墟甲骨文中已经有关于传染病流行及疫病的记载，如“甲子卜，?贞，疒伇，不延？”（董作宾《小屯·殷墟文字乙编》七三一○）。甲骨文“”为“伇”，通“疫”。卜辞内容为卜问疫病是否蔓延。此为反映中国传染病流行的最早记载之一。6在中国古代，疫病非常受重视，《周礼》中就有“四时皆有疠疾”之说，《吕氏春秋》中也有“民大疾疫”、“民多疾疫”的记载。
　　疫病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程。如公元208年，曹操率军二十余万南下与孙刘联军三万余人交战于赤壁。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曹操统一中国的进程受阻，于是中国天下三分的长期分治局面形成。曹操统一之战的失败除军事上失利外，疫情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另如，我国古代的岭南地区流行瘴气病，也就是由疟原虫造成的恶性疟疾等热带病。攻略岭南的中原军队屡屡面对瘴气病损失严重，进入岭南的移民、流放的罪犯、委派的官员染病率及病死率很高，成为制约岭南地区开发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唐代被贬至端州，即现广东肇庆的诗人宋之问所悲吟：“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7唐代文人官员视往岭南为畏途的诗作不少。宋代以降，随着中医对包括疫瘴在内的岭南疾病的研究，治疗方法增加，治水开垦的移民及他们的后代对移居地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适应后，体质上对疫瘴免疫能力提升，在生活和社会活动上积累了防瘴经验，形成习俗，这些都提高了岭南地区防治疟疾等热带病的水平，降低其致病率和致死率，有利于当地的开发。这显示疫病状况是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
　　再说美洲。在美洲这片土地上，由于西班牙人的入侵，“印第安人第一次接触传染病是在1518年，当时天花被带至伊斯帕尼奥拉岛并开始攻击印第安人”8。当西班牙人把他们儿时就患过（因而大都获得了终身免疫力）的天花带到印第安人中时，这种传染病“逾越原有界域侵入对它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9，对印地安人造成致命的伤害。美洲的印第安人除了要面对来自欧洲的致命疫病，还要面对自非洲随黑奴贸易而来的致命疫病。在美洲新大陆的热带地区，气候条件适宜部分非洲传染病的蔓延。来自非洲的传染病对印第安人来说也像来自欧洲的传染病一样致命。“旧大陆上传染性较轻的疫病，到了后天缺乏免疫力的新大陆就成为了致命杀手。”10“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群居模式、原始的卫生条件都加速了病毒的传播”11，印第安人的种族大灾难降临。有印第安人采用传统方式防疫抗疫，如洗澡、逃离疫区、避隔疫源、草药治疗、祈求神灵，但效果甚微，而且离开疫地的感染者携带的病毒也很容易扩散开来。“在天花登陆夺去大约占总人口1/3的生命之后，传染病的肆虐仍未趋于稳定。麻疹紧接着又步天花的后尘而来……疫病一路遭遇的都是密集得不致中断传染链的人群。”12“欧洲人和非洲人……带着他们自古以来陆续遭遇的诸多传染病踏上了新大陆，并给美洲印第安人带去了万劫不复的人口灾难。”13印第安人的阿兹特克与印加两大帝国灭亡，印第安人社会解体。疫病成为美洲印第安文明遭受覆灭命运的重大原因之一。这都说明疫病对国家、民族、族群有着关系到存亡续灭的重大影响，对人类各文明也有着关乎盛衰兴亡的影响。
　　古代文明古国中即出现了人的抗疫斗争。古波斯人“认为麻风病人是不洁的，故对其实行严格的隔离，使麻风病人远离健康居民”14。“阿拉伯人已经认识到瘟疫可以通过人体接触或血液来传染。对于伤寒和霍乱等传染病，阿拉伯医生已有较好的方法进行治疗并制止其蔓延。1372年，在阿拉伯医生的参与下，威尼斯城采取措施制止了瘟疫的蔓延。”15
　　在欧洲中世纪建立的收容、隔离麻风病患者的麻风病院，对防范传染病有重大意义。隔离是古代很有效的防疫方法。中世纪晚期暴发的黑死病，使欧洲约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人口死亡。为应对黑死病，欧洲采取了一些防疫抗疫措施。当地政府颁布法令法规，实施海港检疫，通过对有传染嫌疑的房屋实行熏蒸与通风处理、焚烧有污染嫌疑的衣物被单、禁止尸体暴露在街头、加强对水源的管制等措施，阻止疫病的传播。检疫成为很重要的防疫方法。
　　西方各国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近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对传染病及疫病的致病原因与防治方法的研究有了飞跃发展。在防疫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发现疫苗是预防疫病的有效办法。中国人在16世纪就发明了人痘法预防天花，这是较为一致的看法。接种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痘衣法，让还没有出过痘疹的小儿穿上痘疹患儿的内衣；另一种是鼻苗法，就是经鼻接种痘苗。英国人贞纳于1796年5月14日，从一名挤牛奶女工手背上的牛痘里吸取了少量脓汁，接种到一个儿童的身上。在两个月后，贞纳又为这个儿童接种了天花痘，结果儿童并没有发病。由此，贞纳发明了牛痘法。进入近代后，一些疫苗陆续被发明出来，如卡介苗、腮腺炎疫苗等，成为防疫的重要手段，大大提高了人类的防疫能力。
　　随着工业化社会来临，机械制造业与化学工业为卫生防疫提供了不断改进的医疗器械与新药物，如各种用于人体检测与治疗的器械的发明及改进、化学疗法的创立、抗生素的发现及使用、各种检测试剂和疫苗等生物制品的研制及大批量生产，使人类防控疫病的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大工业生产的防疫抗疫的药物和用品还能通过工业化社会的流通渠道与交通运输体系较易较快地输送至所需之地，大为提高了防疫抗疫能力。然而与此同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如在广泛采用青霉素后的1946年，出现了耐青霉素的葡萄球菌，要采用新的抗生素才能产生疗效。而随着新的抗生素被采用，对新的抗生素具有耐药性的细菌突变体却又出现。如此，当不少新药物出现后，更新的细菌突变体随之产生。有的耐药菌还可以将耐药基因传给其后代，并能影响其他细菌，导致耐药菌越来越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近代人类工业化社会的来临是人类文化上的进化发展，而人类身体上的进化则是以生物进化方式，当“文化的进化开始对古老的生物进化方式施以空前的压力，新近获得的技能使人类逐渐能够以无法预见的、意义深远的方式改变自然平衡。于是，新兴的人类的患病方式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6，这又促使人类发展出更先进的方式方法去防治传染病与防控疫情。
　　进入近代工业化社会后，世界各地经济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产业连接成链，交通工具及设施多样，物流交换迅速，人员往来快捷。这就带来了疫病传播模式的改变，疫病的全球性传播越来越频密。如1894年先在广州暴发的鼠疫，逐渐向香港、台湾、厦门、牛庄等地传播，接着传到世界多个国家，形成了第三次世界性鼠疫大流行。有学者描绘了这次鼠疫世界性大流行的结果：“在鼠疫出现在香港的10年里，世界所有的重要海港都经历了这一可怕疫病的袭击。这一事实，也不断强化了国际社会对鼠疫的关注。”17国际合作防疫抗疫为势所必然。又如霍乱一直“是孟加拉的地方病，不时以流行病的方式从这里传播到印度和邻近地区”18。它还不时登船沿海路出境，足迹远达中国。到了1817年，一场霍乱大流行横扫加尔各答腹地。后来，霍乱传播到印度的其他地方，不久又突破次大陆与相邻地区的分界线，而这条从未被越过的分界线也是以往地方病的活动边界。霍乱突破以往分界线，是由于英国殖民者强加的贸易和军事活动。于是，“霍乱越出了它以往的地界，闯入陌生的地区，而那里的人们对霍乱的出现缺乏基本的免疫力和应对经验”19。霍乱在许多国家出现。一波又一波的霍乱疫情，使霍乱成为全球性的疫病。又如流感，首发地在中亚布哈拉的“俄罗斯大流感”，于1889年到1894年在欧洲流行，死亡率非常高。1918年所谓“西班牙大流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造成约有5亿人被感染，导致2000万至5000万人死亡。
　　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全球化疫病传播模式出现，使一国或一地发生的疫病比以往更容易成为跨国跨地的疫情，世界各地在这种大范围流行的疫病面前均难以独善其身。疫病的全球化传播模式，使人类应对传染病与疫情，必须跨地跨国跨洲联手协调，合作抗疫。世界各地经济联系与社会生活的紧密，也使国际公共卫生合作变得可能。国际公共卫生合作逐渐增强。“随着国际公共卫生合作关系的增强，出现了国际卫生公约，国际公共卫生机构及合作体系也建立起来。”20欧洲于1851年首次举行国际卫生大会，讨论有关应对黑死病、黄热病和霍乱的国际合作与协商。“19世纪末，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土耳其的康斯坦丁堡、摩洛哥的丹吉尔和波斯的德黑兰建立了四个政府间卫生委员会以负责处理地区性国际卫生问题。”21国际卫生署于1902年在美国华盛顿成立，被认为是首个常设的国际卫生机构，曾先后更名为“泛美卫生署”、“泛美卫生组织”，其成员国包括了美国、智利、墨西哥、古巴和哥斯达黎加，后来成为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美洲地区办事处。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于1907年成立。1920年成立的国际联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是依据联盟盟约所设的三个技术机关之一，下面设立顾问委员会、卫生委员会。卫生委员会与各国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合作，技术指导公共卫生与防疫事业，促进各国公共卫生与防疫事业发展。后来随着国际联盟不复存在，其卫生组织也停止活动。1946年，在纽约举行的国际卫生会议上，64个参会国家代表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世界卫生组织于1948年成立。国际卫生公约的出现、国际公共卫生机构及合作体系的建立，对推进世界各地防疫及防治一般性传染病的工作有重大作用。
　　纵览人类漫漫长史，从远古至近代，各种导致人类传染病的微生物从人类出现开始，就一直如影随形地跟随着人类的进化而变化着，在人的身体内找到生存方式。若有一天其中的某一微生物突破人的免疫屏障，其所导致的疫病就随之出现。这种疫病如得不到控制，就会暴发流行，对人类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疫病时刻威胁着人类。因而，人类的防疫斗争亦从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