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四书学研究（修订本） 平装中大哲学文库

系统介绍元代四书传承的信实材料和清楚指南

全书内容全面，材料丰富，讲解清晰明白，是一本帮助读者系统了解元代四书学情况的指南。
本书对元代四书学的传承，按历史背景、传承人、地域，做了条理清楚的分类说明，对元代四书学描绘出清晰图画。
书中附有长文《元代四书类著述考》，汇总了该朝四书类文献的总体情况，包括作者、主题、篇幅等，是优良的研究参考文献。
全书语言流畅，论述清楚，方便读者了解与掌握内容。
 

周春健，男，1973年生，山东阳信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台湾“中研院”、日本东京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四书学、诗经学、文献学研究，在《哲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出版《元代四书学研究》《宋元明清四书学编年》《经史之间》《诗经讲义稿》等专著多部。

本书以四书学在元代的初步确立为主题，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四书学从向北方传播、得到新统治阶层承认、在南北方的宗派和师承，到传承有序、初具规模的整个思想史图谱。全书材料扎实全面，条理清楚明白，行文流畅，对元代四书学的演进发展做了宏观周全、微观细致的说明，对了解四书学的起步阶段是一个信实的参考书和指南。
全书分为正文和附录两个部分，正文为五章加一个导言，系统介绍了元代四书学的基本情况。附录是作为正文研究基础的四书学史料，全面收集和整理了各种元代四书著述，包括大量关于已经佚失的古书的资料，是了解该时期四书学状况的基本的、必要的参考文献。

导 言
第一章 元代四书学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
第一节 赵复与四书学北传
第二节 元初“以儒治国”的文化政策
第二章 元代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
第一节　南宋至元四书学的历史命运
第二节 “延祐科举”与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   
第三节 官学地位制度化与元代四书学的嬗变  
第三章 元代四书学的地域分布与学术师承
第一节 元代四书学的地域分布及其特点
第二节 元代四书学者学术师承考略
第三节 元代四书学分布格局探析
第四章 元代四书学北方诸学派
第一节 元代北方四书学的传承谱系
第二节 许衡与鲁斋学派的四书学
第三节 刘因与静修学派的四书学
第四节 陈天祥与《四书辨疑》
第五章 元代四书学南方诸学派
第一节 元代南方四书学的传承谱系
第二节 金履祥、许谦与北山学派的四书学  
第三节 吴澄与草庐学派的四书学
第四节 陈栎、胡炳文、倪士毅与新安学派的四书学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附　元代四书类著述考
例言
一、《四书》合刻总义之属
二、《大学》之属
三、《论语》之属
四、《孟子》之属
五、《中庸》之属
初版后记
修订版后记

元代四书学的学理价值及学术史地位

元代百年，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对象的《四书》之学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具备一定的学理价值，并在学术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第一，《四书》及《四书集注》的地位空前提高。元人丘葵《周礼全书》（一名《周礼补亡》）自序云：“今圣朝新制，以《六经》取士，乃置《周官》于不用，使天下之士习《周礼》者，皆弃而习他经。”考《元史·选举志》所规定的科考科目，涉及经典的，除《诗》、《书》、《礼记》、《易》、《春秋》五经外，即为《四书》，故而《四库全书总目》由此推论“元丘葵《周礼补亡序》称‘圣朝以六经取士’，则当时固以《四书》为一经”，不为无理。其实，在元代又不惟“以《四书》为一经”，连朱子的注释《四书》之作，也在实际上被人当作经书来看待。宋末赵顺孙撰《四书纂疏》二十八卷就曾称：“子朱子《四书》注释，其意精密，其语简严，浑然犹经也。”元代学者秉承了这一理念，而且逐渐达成一种共识，比如休宁陈栎《论语训蒙口义自序》即云：“朱子《集注》浑然犹经，初学亶未易悟。”汪克宽《重订四书集释序》亦称：

我紫阳子朱子且复集诸儒之大成，扩往圣之遗蕴，作为《集注》、《章句》、《或问》，以惠后学，昭至理于皦日，盖皜皜乎不可尚已。而其词意浑然犹经，虽及门之士，且或未能究其精微，得其体要……

《四书》及《四书集注》地位的空前提高，为元代以及明清两代四书学的发展奠立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基础。
第二，在赵复、杨惟中、姚枢、许衡等汉族儒士的积极传播下，在历代蒙古可汗尤其是元世祖忽必烈“以儒治国”文化政策的感召推动下，在一种政治和文化上“各取所需”的潜规则的支配下，四书学逐渐为元代最高统治者所接受，并最终在“延祐科举”中将朱注《四书》列为首要的考试科目，实现了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这是在朱子生前身后的南宋时代未曾收到的效果，在四书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是因为官学地位制度化的实现，才使元代四书学具有了鲜明的“科举化特征”；正是因为官学地位制度化的实现，才使更多士子因为仕途的“诱惑”转而潜研《四书》，使《四书》在社会各阶层得到极大程度的普及。更为重要的是，元代科举对朱注《四书》的这种规定，为后来的明、清两代所沿袭，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不过需要指出：

南宋四书学是传统儒学的经典本文与宋代理学义理发挥之学的合构成果。四书学者为这一学术成果形成提供了认知和使命支持。四书学者多为进士为仕的政务实践者，他们自觉地将《四书》实理付诸自身任职的区域社会政治实践，促进了《四书》思想与社会民众心理和人文观念的契接，由此实现了《四书》思想的社会应用。

如果说南宋时期四书学的社会应用是建立在当时四书学者怀有“忠诚于儒家思想学说的发展和承传、以此约己而推惠于人、潜心穷理而经世致用”的“自觉的责任意识”基础之上的话，那么，元代中后期以来尤其是到了明、清两代，四书学更广泛的社会应用，则在一定程度上缘于国家科考科目对《四书》的规定所产生的对于广大士子的无限诱惑力了。在这一趋势下，学术层面上的四书学渐趋淡漠。
第三，对于元代学术，人们一般评价不高，比如清人皮锡瑞称：

宋儒学有根柢，故虽拨弃古义，犹能自成一家。若元人则株守宋儒之书，而于注疏所得甚浅。

马宗霍亦云：

元代举业，虽兼用古注疏，但元儒解经，则仍不能出朱子之范。

这当然与元代属少数民族政权、儒学基础相对薄弱不无关系。从总体上说，元代四书学的确也很难说有多少理论创新，更未取得如宋代周、张、程、朱、邵、陆等理学大师那样能够在学术史上开宗立派的学术成就。即便是号称“朱学嫡派”的金履祥和许谦等人的四书学著作，也只能是对朱子《四书集注》做一些“补正、畅达”的工作，在四书学基本观念上并无大的突破。但通过本书对元代四书学南北诸学派代表学者及代表著作的考察，我们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深刻印象：
元代四书学决非一无是处，而是有其宝贵的独立学术品格。与明清时期那种“坊刻《四书》讲章，则旋生旋灭，有若浮沤，旋灭旋生，又几如扫叶”的情况相比，元代四书学“犹有研究古义之功”，未曾脱离学术太远，因而有值得肯定之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元代四书学者还在《小学》与《四书》观（如许衡）、《四书》与《六经》观（如刘因），四书学道统观（如刘因、吴澄）等方面，均提出了自己的新颖见解，成为元代四书学的理论亮点。尤其需要大力表彰的是，从宋末元初的龚霆松到元代中期的吴澄等人，都敏锐地注意到朱学与陆学的弊端，并有意识地做着“和会朱陆”的工作。比如吴澄，在他的四书学中，发明本心，“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实际上使朱学和陆学都获得了生机。“于朱陆二氏之学互有发明”，既是这批学者的宝贵品格，也搭建了从宋代理学通往明代心学的桥梁，元代四书学在学术史上继往开来的“过渡性”作用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