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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以魏晋南北朝史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集。
我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工作始于1978年。这一年，我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导师何兹全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史专家，在中古史研究领域中有多方面的贡献，尤其是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很多成果属于开创性的。先生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为经济史。受先生影响，我最初的学术兴趣也可归入经济史范畴。1980年底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论文《关于东晋南朝时期的土断问题》，就是这一类型的习作。这篇文章从选题到谋篇布局乃至遣词用字，无不留有模仿先生文章的痕迹。《东晋南朝时期国家户籍、名籍中的各类人口》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此文从户籍、名籍的角度分析了国家所控制的各类人口，进而对当时社会结构的某些特点进行了概括。这篇文章不但整体思路受先生启发，而且有些提法还直接采用了先生的现成结论。因为篇幅较长，这篇文章一直未有全文发表的机会。部分内容，曾以《略论东晋南朝时期的吏民》为题，在《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2期刊载过。从1981年至今，20多年过去了。现在看来，这篇学位论文略显幼稚。学养的不足，使很多文献材料未能囊括进来，特别是关于简牍、文书以及碑铭材料的缺漏，更是一个失误。不过，如此文这样系统地讨论国家控制的各类人口的论文，一直没有见过，所以不揣简陋，将它收入本书之中。
本书共收录长短不齐的论文18篇，所涉及的专题比较广泛，既有社会文化方面的，也有政治、经济方面的，还有史学史、学术史回顾以及人物评价等方面的内容。正因为这一特点，故将本书定名为《魏晋南北朝史论合集》。
从1987年起，我比较关注有关社会史的一些理论问题。在为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通史》撰写的《总序》中，系统地介绍了自己的社会史观。读者如感兴趣，可以参看。《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是运用这些理论思考、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现象的。文章发表在1988年第2期《历史研究》上，收入本书的是未删稿，并改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魏晋南北朝时期流民问题的综合考察》，最初刊载于《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原题为《两晋之际流民问题的综合考察》。这次收入本书的是修改稿。此稿不但进一步完善了关于“流民”的定义，而且将讨论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本文最大的创新点，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对这一时期流民群体以及组织进行了分类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结构的更新》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与文化的互动》两文，是在编著《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过程中的心得。关于政治史的论文，本书收入3篇：《两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北魏初年都址的选择及其对前期社会的影响》和《北魏明元、太武两朝的世子监国》。这几篇文章都不同程度地吸纳了政治学的营养，从而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视野。如两晋前期党争异常激烈，而晋武帝不但容忍朝廷存在派系斗争，甚至还有意识地制造和利用党争。原因何在?一般的史学理论很难解释，而运用政治学的观点和方法解析起来就很容易。这和王朝带有极鲜明的大族联合政权色彩的特点密切相关。在皇权强大的时候，避免朋党纷争对皇帝集权和提高国家机器的运行是有益的。但在皇权薄弱时期，中枢权力圈内存在两派对立明显优于一派突出，这样可以使他们互相消耗、互相制约，从而避免他们集中力量把矛头指向皇帝，威胁先天不足、力量有限的皇权。
关于经济史的论文，除前面已提到的研究“土断”和人口问题的两篇论文外，本书还收入《东晋南朝官俸制度概说》和《魏末晋初的陂堨之害》两文。这一时期官俸构成相当繁杂，除一部分以物质形式支付外，还有一部分通过力役的方式供给。职官俸禄的供给方式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是合拍的。东晋南朝时期，自然经济在人们经济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并不发达。影响到官俸制度，就形成了以秩米和俸帛为主、禄钱为次的特点，甚至在实物不能充足供给时，遂采用职田形式，直接对劳动者进行榨取。职官的给力制度更是随着自然经济的抬头，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不断强化而出现的。
《皇甫谧研究》本是应中州古籍出版社之邀，为《中国古代史学家评传续集》而作的。后来书不出了，文稿被我投给《兰州学刊》，发表于该刊1988年第2期。这个以人物评价为中心的史学史课题，在研讨过程中，我越来越对皇甫谧这个历史人物产生敬佩之情。他顶着强大的政治压力，拖着残疾的病躯，在极端贫困的生活条件下，完成了《帝王世纪》、《高士传》、《郡国志》等多部史著，以及《针灸甲乙经》等医学名著。经过认真查找，我们发现皇甫谧有史可证的著述有十三种之多。《东晋时期陈郡谢氏三题》，虽然讨论的是家族史，但论文的基础仍缘于人物研究。1994年，我曾投入很大精力研究谢安，并以此撰写过长文《谢安年谱》。后来对谢安的系统研究因故被打断了，只写成了这篇类似札记的“三题”。
《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是我应《历史研究》编辑之邀，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栏目而写的一篇学术史回顾。我的学生李传军为论文的完成，做了很多工作。除对文章的框架提供了有价值的意见外，他还写了部分初稿。这篇文章极为简略地梳理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百年学术史。我们注意到，百年间中国历史学经过了一个由纯粹的传统国学向具有严格学术规范的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蜕变。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断代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同样鲜明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演进过程。在这一领域，史学大师陈寅恪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他使得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工作在转型之初就起点很高。五六十年代，是以唐长孺、何兹全、周一良、王仲荦、马长寿等人为代表的史学家全面创获时期。1980年代，田余庆先生又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确立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和较为严密的学术规范。在新世纪之初，如何去做，才不至于使宝贵的学术财富变成历史的包袱?怎样才能在较高的学术积累上实现新的突破?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提出起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得到大力拓展。这就是，第一，注意对史料的充分占有和使用；第二，继续深化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的研究工作；第三，拓展多元化研究思路，努力实现学术创新。这些意见不一定正确，仅供读者参考。
最后，我特别要感谢研究生朱毅同志，他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帮我校定了全书的所有论文。此外，还有研究生洪卫中、朱林芳、顾居、禹玲玲等同志参与了本书的校勘工作，一并致以感谢。
我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工作始于1978年。这一年，我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导师何兹全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史专家，在中古史研究领域中有多方面的贡献，尤其是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很多成果属于开创性的。先生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为经济史。受先生影响，我最初的学术兴趣也可归入经济史范畴。1980年底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论文《关于东晋南朝时期的土断问题》，就是这一类型的习作。这篇文章从选题到谋篇布局乃至遣词用字，无不留有模仿先生文章的痕迹。《东晋南朝时期国家户籍、名籍中的各类人口》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此文从户籍、名籍的角度分析了国家所控制的各类人口，进而对当时社会结构的某些特点进行了概括。这篇文章不但整体思路受先生启发，而且有些提法还直接采用了先生的现成结论。因为篇幅较长，这篇文章一直未有全文发表的机会。部分内容，曾以《略论东晋南朝时期的吏民》为题，在《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2期刊载过。从1981年至今，20多年过去了。现在看来，这篇学位论文略显幼稚。学养的不足，使很多文献材料未能囊括进来，特别是关于简牍、文书以及碑铭材料的缺漏，更是一个失误。不过，如此文这样系统地讨论国家控制的各类人口的论文，一直没有见过，所以不揣简陋，将它收入本书之中。
本书共收录长短不齐的论文18篇，所涉及的专题比较广泛，既有社会文化方面的，也有政治、经济方面的，还有史学史、学术史回顾以及人物评价等方面的内容。正因为这一特点，故将本书定名为《魏晋南北朝史论合集》。
从1987年起，我比较关注有关社会史的一些理论问题。在为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通史》撰写的《总序》中，系统地介绍了自己的社会史观。读者如感兴趣，可以参看。《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是运用这些理论思考、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现象的。文章发表在1988年第2期《历史研究》上，收入本书的是未删稿，并改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魏晋南北朝时期流民问题的综合考察》，最初刊载于《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原题为《两晋之际流民问题的综合考察》。这次收入本书的是修改稿。此稿不但进一步完善了关于“流民”的定义，而且将讨论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本文最大的创新点，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对这一时期流民群体以及组织进行了分类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结构的更新》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与文化的互动》两文，是在编著《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过程中的心得。关于政治史的论文，本书收入3篇：《两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北魏初年都址的选择及其对前期社会的影响》和《北魏明元、太武两朝的世子监国》。这几篇文章都不同程度地吸纳了政治学的营养，从而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视野。如两晋前期党争异常激烈，而晋武帝不但容忍朝廷存在派系斗争，甚至还有意识地制造和利用党争。原因何在?一般的史学理论很难解释，而运用政治学的观点和方法解析起来就很容易。这和王朝带有极鲜明的大族联合政权色彩的特点密切相关。在皇权强大的时候，避免朋党纷争对皇帝集权和提高国家机器的运行是有益的。但在皇权薄弱时期，中枢权力圈内存在两派对立明显优于一派突出，这样可以使他们互相消耗、互相制约，从而避免他们集中力量把矛头指向皇帝，威胁先天不足、力量有限的皇权。
关于经济史的论文，除前面已提到的研究“土断”和人口问题的两篇论文外，本书还收入《东晋南朝官俸制度概说》和《魏末晋初的陂堨之害》两文。这一时期官俸构成相当繁杂，除一部分以物质形式支付外，还有一部分通过力役的方式供给。职官俸禄的供给方式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是合拍的。东晋南朝时期，自然经济在人们经济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并不发达。影响到官俸制度，就形成了以秩米和俸帛为主、禄钱为次的特点，甚至在实物不能充足供给时，遂采用职田形式，直接对劳动者进行榨取。职官的给力制度更是随着自然经济的抬头，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不断强化而出现的。
《皇甫谧研究》本是应中州古籍出版社之邀，为《中国古代史学家评传续集》而作的。后来书不出了，文稿被我投给《兰州学刊》，发表于该刊1988年第2期。这个以人物评价为中心的史学史课题，在研讨过程中，我越来越对皇甫谧这个历史人物产生敬佩之情。他顶着强大的政治压力，拖着残疾的病躯，在极端贫困的生活条件下，完成了《帝王世纪》、《高士传》、《郡国志》等多部史著，以及《针灸甲乙经》等医学名著。经过认真查找，我们发现皇甫谧有史可证的著述有十三种之多。《东晋时期陈郡谢氏三题》，虽然讨论的是家族史，但论文的基础仍缘于人物研究。1994年，我曾投入很大精力研究谢安，并以此撰写过长文《谢安年谱》。后来对谢安的系统研究因故被打断了，只写成了这篇类似札记的“三题”。
《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是我应《历史研究》编辑之邀，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栏目而写的一篇学术史回顾。我的学生李传军为论文的完成，做了很多工作。除对文章的框架提供了有价值的意见外，他还写了部分初稿。这篇文章极为简略地梳理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百年学术史。我们注意到，百年间中国历史学经过了一个由纯粹的传统国学向具有严格学术规范的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蜕变。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断代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同样鲜明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演进过程。在这一领域，史学大师陈寅恪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他使得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工作在转型之初就起点很高。五六十年代，是以唐长孺、何兹全、周一良、王仲荦、马长寿等人为代表的史学家全面创获时期。1980年代，田余庆先生又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确立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和较为严密的学术规范。在新世纪之初，如何去做，才不至于使宝贵的学术财富变成历史的包袱?怎样才能在较高的学术积累上实现新的突破?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提出起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得到大力拓展。这就是，第一，注意对史料的充分占有和使用；第二，继续深化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的研究工作；第三，拓展多元化研究思路，努力实现学术创新。这些意见不一定正确，仅供读者参考。
最后，我特别要感谢研究生朱毅同志，他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帮我校定了全书的所有论文。此外，还有研究生洪卫中、朱林芳、顾居、禹玲玲等同志参与了本书的校勘工作，一并致以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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