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以自己强壮的臂膀摧毁了共和国的意大利乡村的穷人,至少从长远看,从革命中什么都没有得到。他们帮助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府,政府不再依靠他们的支持,因而对他们的需求漠不关心,而且他们也不容易看到国家可能为他们做过什么。共和国时代各种分配土地的计划没有产生持久的效果;终止征兵不足以挽救他们;富人对土地的贪欲仍然强劲;糟糕的收成和贫穷,仍使穷人受他们摆布;奴隶劳动继续与自由劳动竞争。虽然战争和海盗不再能提供充足的便宜奴隶,但奴隶的使用并未出现显著的衰落。从2世纪和3世纪初法学家们的作品判断,在意大利的贸易、手工业和农业中,奴隶仍占支配地位。养育奴隶如今或许大规模进行了,又或许非法出卖自由人及其子女为奴,远较一般认识到的要普遍得多。自由人的贫困化,肯定一直都与广泛使用奴隶存在对应关系。…… 共和国时代,穷人的不满和少数巨头们的野心联合造成了无政府、内战和革命,其结局是政治的,而非社会和经济的。在罗马之外,大众境况的改善仅以和平和秩序的维持本身带来的为限。帝国晚期,当资料再度丰富时,显示出贫富之间的鸿沟至少像一直存在的一样宽广而深刻,痛苦和压迫,也像过去一样大。和平的代价是高昂的。在蒙森看来,恺撒是个英雄,是他而非奥古斯都才是新君主制的设计师,他的工作是有益的,但益处仅仅在于:在一个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中,“收尾工作在逻辑上是需要的,而且是代价最小的”。它表现了专制主义原则是如何“在没有外部实体卷入的情况下……纯粹而自由地自行产生的”。吉本——蒙森就诉诸他的权威——曾经评论说,在他自己时代的欧洲,一个极权的统治者可以因源自邻近国家的影响受到限制和修正:“但罗马人的帝国充塞着世界,当那个帝国落入一人之手时,世界变成了他的敌人一座安全而令人厌倦的监狱。”在蒙森眼中,新制度从开始就“完全枯萎和死亡了”,因为它未能为“民众的自由发展”提供空间。可以肯定,自由的丧失伴随着大多数艺术和科学的停滞,同时,人们在哲学或宗教的多样化中为俗世生活的痛苦和缺乏意义寻求安慰。如果说元首制时代还有任何人可以代表古老的流行情感发言,则他会发现,他不用对塔西佗表达元老们无奈和怨怼的话语做太多修改:“这以后的二十年(公元前49年以后),是充满了冲突的二十年,是法律和道德荡然无存的二十年。最恶毒的罪犯不受惩罚,善良行为倒屡见不鲜。最后……恺撒·奥古斯都安全的统治……给我们制定了在承平时期并为一个皇帝统治所需要遵循的法律。但从此以后,我们的枷锁就更重了。”
——摘自第七章 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