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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面食在中原、西域乃至更广阔的欧亚大陆的传播脉络;更以饼、馒头、面条、饺子等典型面食为对象,探讨其起源、演变与跨文化互动。将多学科交叉与多维度考察相结合,揭示面食在历史进程中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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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面食在中原、西域乃至更广阔的欧亚大陆的传播脉络;更以饼、馒头、面条、饺子等典型面食为对象,探讨其起源、演变与跨文化互动。将多学科交叉与多维度考察相结合,揭示面食在历史进程中的文化意义。
一碗面条,一块馒头,一张饼——在无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它们看似寻常,却背后蕴藏着悠久而深远的文明故事。本书带领读者沿着历史的脚步,追寻面食在中原与西域之间的双向流动,以及不同烹饪技法,在交流融合中形成的独特文化轨迹。不仅梳理了面食在中原、西域乃至更广阔的欧亚大陆的传播脉络;更以饼、馒头、面条、饺子等典型面食为对象,探讨其起源、演变与跨文化互动。作者充分利用出土文献、考古材料、历史典籍与民俗学资料,力求多学科交叉与多维度考察相结合,揭示面食在历史进程中的文化意义。
作为一部聚焦面食文化的系统性学术著作,本书不仅为饮食史研究开拓了新视角,也为理解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切入点。
丛书简介:
“民俗学前沿研究丛书”是一套开放性丛书,旨在汇集国内外新近的优秀民俗学著作。民俗学探究民俗的起源、传承及社会功能,揭示群体文化心理与民众的生活智慧,能够有效地帮助人们理解过去与当下的关联,拥有独特的学术视野与现实关怀。本丛书不仅面向学界,也希望更多读者能够借此了解民俗学的学科特色与民众生活中的种种文化现象。
绪论
面食食物对于今天我国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都不陌生,但是面食食物作为一种外来食物却少有人知。作为一种外来的传播食物,面食食物的流动是有着明确路径的,这条传播路径即本书所讨论的“面食之路”。连接东亚和欧洲的丝绸之路,同时也是“面食之路”,甚至在远比丝绸之路更为古老的时代,“面食之路”便已经存在,至今仍在沿线各国有很多饮食民俗可以作为它的凭证。这条面食之路不单单是关于面食食物的传播,在面食食物流动的同时,也是麦类作物、种植技术、烹饪方式、饮食民俗、生活方式等各种文化要素的复合传播。
在面食文化圈内,面食食物已然成为人们的共食食物,但根据地区间自然环境的不同,作为日常所食用的面食食物种类仍然存在差异。例如:“面食之路”中国段内,中国西域地区和中原地区的面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本文在横向研究的角度中选取中国西域、河西走廊和中原三个地区,对其面食发展史和面食文化现状进行讨论。力图将面食食物西来、在中国地区的本土化过程、面食食物的西去以及烘烤/蒸煮烹饪技法的交流与互动等问题阐释清楚,以此来证明面食之路存在的可能。
在研究方法上,从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饮食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立场出发,基于文献梳理和田野考察,对多种面食的溯源及其逐渐成为中国北方多民族共享的历史,进行必要的梳理。进而对其跨区域传播以及现在大面积分布状况进行了初步的揭示。也为“面食之路”的假说提供一定的学术论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带有“传播性”面食食物的历史、属性和意义也只有在“面食之路”的框架中,才能得到彻底的解释。
综上来说,“面食之路”的存在是客观的世界性事实,对于它的研究,并不是简单的“传播论”式的研究,而应该是基于实证且旨在理解全人类各相关民族在日常生活文化层面的互动、互渗和互相涵化之复杂关系的研究。它包括麦类作物的传播、作物种植管理技术的传播、粮食加工技术的传播、面食食物制作保存技术的传播、面食食物的传播,以及与面食食物相关的文化要素的传播等等。而面食作为日常主食来说,是全民所共有的,面食文化在新疆、甘肃等民族地区也属于民族共有的文化。所以,对于“面食之路”以及相关面食文化的研究不应当是基于文化民族主义或对于某种文化的优越论观点的论证,而是在“基层文化”层面上实现对多民族文化之共享的理解。
第一节 “面食之路”的概念及内涵
吃是伴随人类终身的话题。采集狩猎、刀耕火种、农耕驯化、游牧渔猎,凡此种种,皆脱不了人类果腹之生物性基本功能。纵然今天世界已处于信息化时代,但温饱问题仍是世界政治之主要事务之一。“吃什么”和“怎么吃”是饮食研究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如今人们的餐桌内容已经极大丰富,售卖南北大菜、生猛海鲜的餐馆在城市随处可见,甚至于美国汉堡、日本寿司、印度咖喱、俄罗斯鱼子酱,想要吃到这些亦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如将时光推至40年前,正准备迎接改革开放到来的国人大部分恐怕对汉堡、寿司等物还没有概念。推至70年前,新中国成立前后大部分内地的国人对海鲜也知之甚少。再推至600年前的明朝,人们才刚刚开始接受外来的番薯、玉米、土豆。再推至2100年前的汉朝,张骞等人才刚刚从西域带回了苜蓿、菠菜、胡瓜、胡豆、葡萄、西瓜等物。继续推至3000年前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还不会烹制面条和馒头、烧饼。
那推到5000年前呢?那时我们的祖先连面条、馒头、烧饼都没有见过。再早之前,他们连小麦是什么都不知道。据考古资料证明,大约在4500年前,起源于西亚的大麦、小麦等作物就来到了中国东部地区。山东胶州赵家庄出土有大约4500年前的麦粒可以证明。原产于中国的粟、黍亦西传至欧洲。大约在3500年前,小麦和黍的分布范围东至太平洋西岸、西至大西洋东岸、北至欧洲各国和中亚山地、南到印度洋,几乎覆盖了整片欧洲大陆。在农作物流动传播的同时,伴随传播的还有种植技术、食物、饮食方式、生活方式。随后,是动物物种、各类生产技术以及贵重物品的传播,例如绵羊、青铜冶炼技术、制粉技术、布匹、宝石。最后是丝绸、香水、药材、工艺品、茶叶等的传播。当然,随着考古证据的不断发现,这个时间表的内容会改变,但在其中会看到一个线索:农作物和饮食方式的流动时间是要早于手工业制品的。或许也可以说,食物和饮食方式是人类文明间最初的交流。而且,饮食文化是在各个文明间不断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发展的。
国内多处史前麦类作物和面食食物遗存的发现,给“面食西来”找到了证据,成为考察在史前时期面食文化已进入中国的实证性个案。其意义在于讨论“面食之路”存在的可能性,预示着中国东部与西部之间又出现了一条重要的文化交通路线,比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的“丝绸之路”要早3000年之久,且对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丝绸之路既是象征物的道路,也是一种象征性的道路。众所周知,“丝绸之路”一词是指通过同一条渠道流通的各种产品的一个借代词或换喻词、一种象征符号,它同时也传递了真实信息、虚假信息、时尚与信仰、风格与模式。如果这些产品中的每一种即使只有丝绸的象征性意义,那么它们也理所当然地具有各自的学问、各自的书籍和各自的道路。在各种可能性的混杂中,暴露出了许多网络。随着当前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丝绸之路的相关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但是在有关丝绸之路这条文化走廊的相关研究中,关于丝绸、玉石、珍贵药材、茶叶等上层社会文化交流的物质文化研究成果较多。相关的理论提法有“玉石之路”“青铜之路”“麝香之路”“大黄之路”“茶叶之路”等。但是有一个长期被学界忽视的部分,即此地区各民族人民吃什么、怎么吃、为什么这么吃以及民族间饮食文化是如何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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