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哲学导论（第三版） 精装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系统梳理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脉络，深刻剖析西方历史哲学的重要著作。 

《西方历史哲学导论》（第三版）是一部具有极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著作。作者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为读者呈现了一部系统、全面且深入的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佳作。本书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其开创性、逻辑性、创新性和现实关怀性使其在西方历史哲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 

 

韩震，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哲学学院教授，哲学博士。曾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等职；兼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委员、国家教材委委员、教育部社科委哲学学部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出版有《西方历史哲学导论》《生成的存在》《重建理性主义信念》《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大国话语》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数百篇，多次获国家和省部级教学、教材及科研成果奖。

本书系统梳理了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脉络，详尽剖析了其发展进程中诸多重要流派与代表人物的观点，以及20世纪70年代后历史哲学发生的语言学转向，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批判性思考。在此基础上阐释了西方历史哲学思想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力图说明其发展规律，为学界提供理解西方历史哲学发展的逻辑线索。这是国内学者首次以历史哲学为研究对象的重要专著，弥补了国内在该领域研究的空白，为历史哲学争得了应有的重视和地位，书中提出的许多富有启发性的创新观点，成为学界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和起点。 

导言
第一编 历史哲学的兴起
第一章 18世纪前的历史观
第二章 历史哲学兴起的条件
第三章 维柯:“新科学”与新起点
第四章 启蒙时代的法国历史观
第五章 从启蒙主义到浪漫主义 ——德国历史哲学的兴起
第二编 历史的哲学
第一章 黑格尔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
第二章 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
第三章 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
第四章 雅斯贝尔斯的历史轴心期理论
第三编 历史学的哲学
第一章 实证主义和历史相对论
第二章 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
第三章 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
第四章 分析哲学的历史哲学
结束语
第一版后记
修订版后记

伏尔泰的理性主义进步观还给他带来另一个带有历史局限性的主张,即夸大“圣贤哲人”和开明君主的作用。这种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是以另一种更一般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为基础的。伏尔泰不能理解历史进步的真实基础是生产方式的发展,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迷信和理性的经常的和残酷斗争的历史。宗教狂热、愚昧无知和盲目迷信是人类永久的敌人,是社会灾难和不幸的根源。一切思想健全的人的任务就是传播理智的光明,开导人民,同宗教和宗教狂热的祸害进行斗争。要启发人民,就需要有思想健全、富于理智和知识丰富的人;伏尔泰从重视精神文化的观点出发,认为科学家和思想健全的哲学家比那些声名显赫的王公贵族或军事统帅对历史贡献更大。因为思想家和科学家能以理智的思维和丰富的知识去破除迷信,并逐步启发广大人民群众。伏尔泰早在《哲学通信》中就写道:
……有人争论这样一个陈腐而烦琐的问题:恺撒、亚历山大、铁木儿、克伦威尔等人,哪一个是最伟大的人物。有人回答说,一定是牛顿。这个人说得有道理:因为倘若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诲人的话,像牛顿先生这样一个十个世纪以来杰出的人,才真正是伟大人物;至于那些政治家和征服者,哪个世纪也不短少,不过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
然而,伏尔泰不是不清楚,像牛顿、培根、洛克,还包括他本人这样的英才,只不过是理智与知识的源泉,如果不用于启发人民,就难以改变社会。但社会是受政府控制的,因而最便利的办法就是寻找开明君主,使君主先受启发。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写道:
理性必须首先在首要人物头脑里确立,然后逐步下达,最后主宰百姓。百姓对理性并不了解,但是由于看到他们的长上已经变得温和节制,于是群起仿效。
在这里,伏尔泰鼓吹开明君主的主张,理性上是其唯心史观的表现,政治上则是他的妥协性在作祟。但我们也应指出,思想英才与开明君主相比,伏尔泰更看重前者的历史作用，前边引述的《哲学通信》中的一段话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思想英才的作用是本源性的,而开明君主的作用则是功能性的,思想英才不过是借开明君主之手来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已。才智超群的思想英才是千百年难得的奇迹,而君主则世代不缺。君主本身不过是权势造成的,是“生逢其时”的产物。“如果克伦威尔复生,恐怕这位曾经把国王斩首而自立为君的人,也许不过是伦敦的一个普通商人罢了。”可见,对于伏尔泰来说,“开明君主”的主张与其说是一种历史观,倒不如说是一种政治策略。即使伏尔泰在称赞路易或彼得大帝时,也是鉴于他们对科学与艺术事业的赞助或“保护”。而对于那些只知攻城略地、烧杀抢掠的国王或首领,伏尔泰则极为蔑视,认为他们不过是些“野蛮”的强盗而已。况且随着岁月的流逝,伏尔泰也体会到“开明君主”的绝对稀有,不再对之抱有幻想,晚年转而翘望革命的到来。
无论如何,伏尔泰已经提出了一种新的史学原则,即一反以政治和军事为主的历史而提倡写以精神文化为主的历史。传统史学以政治和军事为主线,重点描述帝王将相;伏尔泰把精神文化和科学知识放在首要的地位上,这就贬低了帝王们在史书中的作用。伏尔泰写道:
有些历史仅仅叙述一个国王的遭遇,似乎只有他一个人存在,其他一切仅仅由于他才得以存在。我讨厌这样的历史;一句话,我写历史更多地是写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不是一个伟大的国王。那不应当简单地仅仅是他在位的年代记,相反,应当成为最能为人类增光的那个时代的人类智慧史。
——摘自第一编第四章第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