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诗心：冯至与现代浪漫文化的命运 平装

透山水以照人心，通人心而纳宇宙。一颗心行走于世，经万难以自立，“至人无己”。

本书将冯至这位诗人置于历史与生命舞台的中心，通过他的诗向我们提出一颗心在这世上艰难求生、何以自立的问题，兼具哲学省思、历史考证与文学修辞。




 

张巍卓，1988年生，湖南长沙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理论和思想史。著有《启明：徐梵澄的精神之路》《伦理文化：滕尼斯社会学思想的源起与要义》，译有《共同体与社会》《论哲学术语》《霍布斯的生平与学说》《论尼采崇拜》《基督教的绝对性与宗教史》《战争的精神分析》《缪勒自传》等。近些年来关注近世中国的精神史以及中西思想的会通。

冯至是现代中国伟大的诗人、翻译家和学者，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诗心与哲思孕育在近代浪漫文化的母体之内，进而随着其人生的展开，逐渐突破了浪漫主义的界限，开辟出广大而深远的精神境界。从“五四”时期直到新中国成立（1919—1949年）的近三十年的探索进程里，他致力于创作属于现代中国人的浮士德故事、营造中国人精神里的新山水世界。可以说，他的生命史代表了近世中国人精神成长的一种饱满的可能性。 

小序 “至人无己”
第一章 回心与暗影
第二章 象征的抒情
第三章 漫游于荒原
第四章 山水之程开
第五章 严肃的时刻
第六章 精神的复兴
第七章 山水与历史
余声 “葵藿倾太阳”

在人们今天的印象里，浪漫主义大多意味着一种优美而朦胧的艺术风格，或者一段久远的思想史掌故。殊不知，它可谓现代的人性底色与文化意蕴的总体表现。19世纪蔓延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伴随着政治与社会革命一道来临，它宣告同古典艺术理念乃至生活方式的彻底决裂。波德莱尔的定义一针见血：“谁说浪漫主义，谁就是说现代艺术，即各种艺术所包含的一切手段表现出来的亲切、灵性、色彩和对无限的向往。”
从此情感主宰了理智，像涌流止不住地从人的内心中喷薄而出，如M. H. 艾布拉姆斯说的，从内心照亮世界的“灯”的意象取代了古老的心灵模仿世界的“镜”的意象；人不再安定得下来，而永远要向着远方迈进，任想象和行动驰骋、占有整个世界。可悲剧的厄运如影随形，拜伦肆意的反抗和征服使其殒命于希腊，无限的否定只换来空无；诺瓦利斯青春年华即如彗星一般消失；荷尔德林堕入无尽黑暗的疯狂……晚年的歌德曾对爱克曼说：
我把“古典的”叫做“健康的”，把“浪漫的”叫做“病态的”。这样看，《尼伯龙根之歌》就和荷马史诗一样是古典的， 因为这两部诗都是健康的、有生命力的。最近一些作品之所以是浪漫的，并不是因为新，而是因为病态、软弱；古代作品之所以是古典的，也并不是因为古老，而是因为强壮、新鲜、愉快、健康。如果我们按照这些品质来区分古典的和浪漫的，就会知所适从了。1 
以历史的眼光定位浪漫主义，将之视作现代人有别于古典人的人格状态和生活方式，其着眼点是主体看世界的态度。而歌德的视角，实质上立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或者说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来判断浪漫的现代人的命运。浪漫文化的确是现代人基本的生存境况，而它所滋养的种种病态，同样像幽灵一样弥漫在他们的周围。歌德无疑预言了尼采后来嘲弄的现代人的“颓废”以及弗洛伊德揭示的精神官能症。
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也即法国象征派诗里的“世纪末” 时代，现代浪漫文化发展到顶峰，世界文学也迎来了“同时代性” 的时刻：法国与德国的象征主义、英国和意大利的唯美主义，甚至日本自然主义等竞相争逐。更要紧的是，浪漫文化不再局限于艺术理念的变更以及某种新思想和新行动的创造，而是成了普遍的人生选择，成了所有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命运，全世界的心灵仿佛呼应共鸣着。它就像一个有机体，在世界的主要文明地区，长出不同的器官。
自从近代以来，中国被纳入世界文明的版图，便莫能立身于世界潮流之外。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世纪末浪漫文化的全盛期也是其文明日益陷入危机之时，正像歌德预言的以及尼采与弗洛伊德等哲人实际刻画的“病态”那样，浪漫文化导向破碎的漩涡，被无情的离心变化所掌控。中国现代文学意识正起源于这一时期，它的创立与发展离不开对西方浪漫文化的主动选择，不过同西方的离心趋势相反，它的探索直达浪漫文化世界观的根柢。
20世纪初，鲁迅先生便以尼采价值重估的精神揭示了西方文明演化的“偏至”格局，倡言中国未来文学当以19世纪西方摩罗诗人，也即浪漫派诗人为榜样，发出振聋发聩之真诚心声。中国文学自此敢于正视民族历史漫长的“无声”传统，宣泄长久以来被压抑的痛苦，挺身反抗现实，特别地从世界文明史的总体视野来审视中国与西方，而这都有赖于从浪漫主义汲取的重塑世界观的方向和力量，说它是现代中国文人精神的起点之一，也许并不为过。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浪漫主义更发育成为“文学革命” 的源动力，五四新青年无不受此洗礼，在东西方文明根柢之比较、交融的基础上，构建未来中国的精神世界。至于如何沿着鲁迅开辟的精神方向，塑造作为文明担当者的文人的人格，重建人格同自然、历史与世界的关联，最终像梁启超呼吁的那样，发展自我“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1 ，乃是浪漫文化在中国的命运之义。
而“五四”一代里，少有人能像冯至先生（1905—1993）那样对现代浪漫文化及其困境领悟至深，进而从浪漫文化的躯壳里跃出，开辟出广大而深刻的精神境界，他从“五四”时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919—1949）近三十年的思考历程，展现了浪漫文化在中国的演进命运。借用一位研究者的话来说，冯至代表了现代中国一种不可多得的精神探索类型。2 
一提到冯至，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他的诗人身份。在中国新诗史上，冯至无疑是一位开先河的人物，青年时代便声名遐迩，其早期诗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的诗风独树一帜、自成一体， 甫一问世便轰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诗坛。他的老师鲁迅先生盛赞他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30年代，他负笈德国，入海德堡大学，随格奥尔格派大师贡多尔夫（Friedrich Gundolf）钻研日耳曼文学，随生存哲学大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修习德国哲学，回国如但丁般“走入人生的中途”。后因抗日战争爆发，他携全家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大后方昆明继续写诗和研究， 不过变换了诗风。他40年代创作的《十四行集》，在朱自清、李广田等先生的赞誉下，赢得了“沉思诗人”“哲理诗人”等新名号。
冯至在新诗创作上的探索，同他的日耳曼学翻译与研究事业是分不开的，从青年时代翻译研究歌德与海涅浪漫气十足的诗歌，到中年成为绝对的里尔克和歌德研究权威，他所做的学问实乃会通中西、面向中国未来精神格局的大学问。
“文人”“翻译家”“学者”这多重身份的一体，无疑是中西文明相遭遇的时代激浪里，中国知识分子的必然担当。严复和梁启超这批近代先哲志在树立中国人的群学意识；此后鲁迅以及创造社同人的努力方向，在于立人。从这个谱系来看，读冯至的诗，不如说读的是他的诗心。自创作生涯伊始，冯至就无意于确立什么诗的形式典范，而是要从自我的生活和心灵出发，真诚地探索立己立人之经验。我们可以说，他“活”成了诗人，他把自己投入生活，成为了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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