萃文论史：传统小说文脉的现代范式 精装

一部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史，展现中国传统小说文脉的现代范式。

1.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本书史论部分从理论层面展现了中国通俗小说的概念、范围、特点等，作家作品论、讲论等部分就有代表性的作家（例如张恨水、金庸等）及其作品剖析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的具体演变历程和内容，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相得益彰。
2. 文学史与史料价值突出。本书呈现出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研究草创至今的发展历程，堪称一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学术史；作者对武侠玄幻、社会言情、侦探悬疑、科学幻想、IP与市场等领域的广泛研究，对具体作家及其作品的讲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3. 当代性与传承性。作者在中国通俗文学开创者范伯群先生的基础上，开展了通俗文学的媒介与传播、市场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包括当代中国的通俗小说、港台新武侠、大陆新武侠、网络文学等，尤其注重对通俗文学价值评估的研究，促进了中国通俗文学的本体性、传承性乃至转型。

 

汤哲声，文学博士，苏州大学特聘教授第一层次领军人才、博士生导师，现为苏州大学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武侠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为苏州大学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曾主持多项国家、省部级社科项目，是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阅读调查及资料库建设”首席专家。编著有《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五卷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流变史》、《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上下）、《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与网络小说》等十余部专著。发表有关论文百余篇。多次获得教育部、江苏省社科优秀成果奖。

本书收录了苏州大学汤哲声教授深耕中国现当代文学四十余年的学术论文、讲稿、杂文、对谈等。作者通过史论、作家作品论、讲论、杂论四部分，为读者呈现出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研究草创至今的演变历程，分析了武侠玄幻、社会言情、侦探悬疑、科学幻想、IP与市场等领域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尤其是深入讲述了张恨水和金庸的人生经历、文学创作和代表作品，兼具理论概括与具体案例剖析，语言生动明快。本书基于对通俗文学的媒介与传播、市场与文学的关系等研究，侧重于通俗文学的价值评估，是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表现出鲜明的跨学科性、当代性、本体性和传承性。

序 /陈子善
第一部分：史论
何谓通俗：“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概念的解构与辨析
如何评估：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的批评标准建构和价值评析
20世纪中国文学的雅俗之辨与雅俗合流
新文学对市民小说的三次批判及其反思
清末民初小说的翻译及其文学史价值
论现代大众传媒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机制的影响
蜕变中的蝴蝶——论民初小说创作的价值取向
现代北派市民小说的文学史价值
中国百年武侠小说的价值评估与侠文化的现代构建
中国现代通俗会党小说论
“栽花不成”与“插柳成荫”——侦探小说在中国的“失”与“得”及其思考
现代历史演义小说中的农民起义重构及其辨析
中国吴语小说论
论中国现代北派世情小说中的“津味”
说来开笑口葫芦——中国现代滑稽小说论
论20世纪40年代上海“方型刊物”
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通俗小说
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创作发展史论
网络文学发生机制的关联性研究与批评标准的构建
第二部分：作家作品论
（一）武侠玄幻
论《蜀山剑侠传》的文学史价值
白羽的文学之路与中国武侠小说的现代化阐释
中国现代北派武侠小说论——以王度庐的“鹤-铁系列”为中心
浙东学术思想与金庸小说的文化认知
英雄和美女：古龙小说的创新和危机
大陆新武侠呼唤“后金庸时代”
还珠楼主、黄易和网络作家：中国百年玄幻武侠小说的“三级跳”
（二）社会言情
她们怎样变成祥林嫂
“佛法无边”：张恨水小说的文化建构与解析————以《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为中心
论20世纪40年代的流行小说——以徐 、无名氏（卜乃夫）、张爱玲、苏青的小说为例
欲望的宣泄和理论的迷茫——评卫慧《上海宝贝》、棉棉《糖》、九丹《乌鸦》
（三）侦探与悬疑
流转带来神奇——程小青《霍桑探案》、高罗佩《大唐狄公案》论
当代中国悬疑小说论——以蔡骏、那多的悬疑小说为中心
（四）科学幻想
站在地球，仰望宇宙：刘慈欣科幻小说论
王晋康的科幻思维及“核心科幻”论——以小说《逃出母宇宙》为中心
（五）IP与市场
论现代通俗文学、商业电影的广告及其市场运作
情•侠•诗：《秋海棠》的三次戏剧改编
比翼双飞：1921—1931年中国的通俗小说与商业电影
纯市场化：中国当下类型小说的运营形态及其批评
第三部分：讲论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张恨水讲座
天下江湖——金庸小说讲座
第四部分：杂论
范伯群学案
吴福辉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
对话汤哲声：雅俗文学双翼翱翔
跋

何谓通俗：“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概念的解构与辨析
通俗文学不是平民文学、大众文学和民间文学
在各种概念中，常与通俗文学相混淆的是平民文学、大众文学和民间文学。平民文学的命名在“五四”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周作人1919年1月发表在《每周评论》第5号上的《平民文学》。周作人提出的“平民文学”实际上就是两个含义，一是文学作品写世间平民老百姓的悲欢离合，二是对人类生活有着指导的作用。用这两个标准衡量通俗文学，并不完全贴切。通俗文学善写世间平民老百姓的悲欢离合，但只是一种直录，并没有“研究”的态度，更没有上升到“人的文学”的高度；通俗文学是在劝善，并没有指导的作用，也没有指出“如何能够改进到正当的方向”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平民文学”实际上是指新文学。“大众文学”真正被提出是在“左联”成立以后，又被称作“文学大众化”。“左联”时期的“大众文学”从本质上说是要用大众所熟悉的民间文艺的手法将“新的大众的要求”渗入其中，教育和启蒙民众，因此也不是通俗文学。常常与通俗文学的概念相混淆的另一个概念是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是文学的一个分支，民间文学应该被看作民俗学的一个分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当然有着很明确的区分。

通俗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传承与演进
通俗文学以通俗小说为主，分析通俗小说可以基本了解通俗文学的性质。
从中国传统文学渊源看，小说就是通俗的，没有必要在小说之前画蛇添足加“通俗”二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中的这段话基本上确定了小说性质的通俗性。将小说与通俗挂起钩来是从历史演义开始的。元末明初，罗贯中作《三国志通俗演义》。之所以取名“通俗演义”，根据庸愚子（蒋大器）作《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说，是想在“理微义奥”和“言辞鄙谬”之间创造一个说史的文体。“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人人得而知之”是演义体的特征。如果将演义看作历史小说，将历史小说看作通俗小说的文类，这大概是通俗小说具有代表性的阐释。真正将某一类小说挂上“通俗”名号的是冯梦龙。他将宋话本看作不同于唐传奇的“通俗”类小说。“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通俗小说”的名称也就由此形成。不同类型的通俗小说有着不同的风格，冯梦龙对通俗小说还做了这样的细分：“私爱以畅其悦，仇憾以伸其气，豪侠以大其胸，灵感以神其事，痴幻以开其悟，秽累以窒其淫，通化以达其类，芽非以诬圣贤而疑，亦不敢以诬鬼神。……姑就睹记凭臆成书，甚愧雅裁，仅当谐史，后有作者，吾为裨谌。”在这段表述中，冯梦龙还提到了另一个概念：“雅裁”。通俗小说是不同于“雅裁”而具有自我美学特征的一类小说。
根据中国传统的通俗小说概念的演变，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概念的内涵应该具有以下要素。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于正史，也不同于民间流行故事，它是由文人创作的相对独立的文体。它是一个世俗的概念。不同于“雅裁”，属于谐史，属于文学创作中的世俗风情的部分，如同《诗经》中的“风”。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它是应正史普及需要而诞生的，并且从说史演义逐步推演到虚构的文字创作之中。它有一个基本的美学程式。不同的体裁有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和不同的美学诉求。仔细辨析这些内涵，中国古代小说除了唐传奇略有不同之外，其他小说都符合之，特别是宋话本之后的小说创作。从雅俗之辨的视角出发，中国小说的概念实际上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归到本初：小说就是通俗的。
通俗小说最重要的美学特征是章回体。章回体最重要的特征是“章回”。可以细分出很多变化，章回体的总体特征是将故事分成若干回，每回或七字或八字组成对子作为回目，结尾一般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承上启下，吸引读者往下看。章回体受“说话”影响，由文人的拟话本而设定，由明清小说而定型。章回体成为中国传统小说最重要的美学标志，自然也就为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所承接。看似只是一种回目的设定，章回体实际上为小说叙事做了一个程式的规范。它建立了以说故事为中心的小说范式。既然是说故事，传奇自然成为说故事人最重要的美学设计，否则故事不好看；“全知型”的叙事角度成为说故事的人必然的选择，否则故事说不清；通俗易懂成为说故事人的传播追求，否则故事听不懂。传统小说的程式规定自然也为通俗小说所承接。
从发展的角度说，通俗小说代表中国小说的传统，也就是“中国的小说”。进入近代，虽然外国小说大规模地被翻译到中国，中国的小说创作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但是总体来说，中国作家的创作还是传统型思维，即使是那些翻译小说也被“削删”成中国的脚穿中国的鞋。这种格局由于新文学登上文坛而打破。
新文学将西方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创作的参照系。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明确地说：“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作我们的模范。”“怎样预备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学方法？我仔细想来，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鲁迅，这位新文学创作最丰的作家，说自己的创作：“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新文学可以看作用西方的文化和美学形式写中国人和中国的故事。

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特征的五要素
进入现代社会，通俗文学的概念辨析有了参照系，那就是新文学或精英文学。与新文学或精英文学相对比，通俗文学的内涵更为清晰。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的特征应该具有以下五个要素：（1）它是大众文化的文字表述；（2）它具有强烈的媒体意识；（3）它具有商业性质和市场运作过程；（4）它具有程式化特征并有传承性；（5）它是当代社会的时俗阅读。
如果将文化分成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话，通俗文学属于大众文化范畴。与大众服装、大众音乐、大众食品等各类大众类型一样，通俗文学具有大众文化的所有特征。它以社会流行的约定俗成的价值判断作为是非的衡量标准，并展开优劣臧否的评判。中国的通俗文学以儒家的道德文化为核心，辅以释道等文化观念所建构的世俗价值判断为评判标准。民族精神和民族大义是为人之大节，道德伦理是为人之小节。在现代中国，写抗战文学最多的作家是张恨水等通俗文学作家，最为屈辱的形象是贡少芹等通俗文学作家塑造的“亡国奴”。奋起抗战展现的是儒家文化中的国家意识，“亡国奴”刺激的是儒家文化中的羞耻意识。同样，在通俗文学的社会小说、官场小说中，作家们并不在意那些体制问题或政治意识，而是津津乐道于小说人物的生活细节和生活作风，小节与大节紧密相连。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是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大众文化产物。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市民阶层，中国市民阶层的性质和需求直接决定了通俗文学的基本性质，通俗文学是市民诉求的民间表情。现代中国，中国的市民阶层主要集中于上海、北京、天津等大都市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也主要集中在这些都市中，有很强的地域性，分为“南派”与“北派”；现代市民基本上由乡民转换而来，他们到城市来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同时，他们又是第一批全面地接受西方文明生活形态的中国人。这种心态直接决定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两大主题：渴望赚钱却又埋怨赚钱难，享受文明生活却又感叹世风日下。当代市民基本上都是“移民”，流动性很强，中国当代通俗文学没有了“南派”、“北派”等地域性色彩，却具有很强的职业化特点。当代市民的诉求也发生了变化：职场生存和渴望发展、家庭安康和幸福追求成为当代中国通俗文学的两大主题。如果将城市市民分为“高资阶级”、“中资阶级”和“小资阶级”（李可《杜拉拉升职记》语），通俗文学是从“小资阶级”出发，眼望“高资阶级”，拼命挤进“中资阶级”，表现的是城市的世俗文化和市民的实际愿望。通俗文学具有文化观念上的世俗性、现实生活上的世俗性，以及情感生理上的世俗性。与精英文学在哲学和历史空间追求人的生存价值不一样，通俗文学得以存活和流行的生命力之一是将阅读与人的本能欲望相契合：人都有杀伐心理和争霸意识，武侠小说能满足你的要求；人都有追寻真相的好奇心，侦探小说能满足你的要求；人都要抒发情感和表达欲望，爱情小说能满足你的要求；人都喜欢追根寻源和臧否是非，历史小说能满足你的要求；人都希望无所限制并喜欢徜徉于想象之中，科幻小说能满足你的要求……通俗文学人性的表达不追求深刻，只是反映；不追求独特，只是本能，就是一种大众化的世俗表现。既然表现的是普通大众的世俗性生活，通俗文学也就有了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城市学等多方面的元素。从这个层面上说，通俗文学是一座多元素且含量极为丰富的矿藏。
宋代的“说话”被看作中国通俗文学的开始。唐传奇等文人创作是个人写作行为，宋代的“说话”是说话人根据自己对故事的理解和观众的喜好，对民间故事的底本（或传说）进行改编，并以听众的最大化作为传播效果的追求，是一种改编传播的行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小说要的就是故事“顷刻间捏合”，“听者纷纷”。传播行为和传播效果的追求，使得通俗文学对大众媒体有一种本能的契合。通俗文学利用大众媒体进行传播，在现代社会呈现出爆发状态，那是因为中国现代社会有了现代传媒。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与中国现代大众媒体几乎同时产生，并如影随形。中国现代大众传媒的发展大致上有四个时期：一是清末民初之际的报刊创刊热，二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书局迅速扩张和电影在中国扎根，三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的普及，四是跨世纪以来网络媒体的发达。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的发展与中国现代大众传媒发展的四个时期高度重合。清末民初之际，中国文学是“鸳鸯蝴蝶派”文学一统天下。“鸳鸯蝴蝶派”作家全部是当时的报人，他们是作家，也是报纸的主编或者主笔。此时是中国文学期刊第一次大规模的创刊期。如果仔细追寻这些期刊的来龙去脉就会发现，这些期刊与报纸都有着直接的联系。黄人在《小说林发刊词》上曾这样说过，“新闻报纸报告栏中，异军特起者，小说也”。将小说看作新闻在当时是一种观念。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现代通俗文学的“黄金十年”。通俗文学在这个时期的繁荣，书局和电影是两大助力。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书局均以通俗文学阅读作为一种营销目的，此时所有的通俗文学期刊均由书局主办，通俗文学期刊连载成为书局书籍出版的营销试水者，期刊作品的市场反应直接决定了书籍是否出版以及印数的多少。外来电影此时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其影响力迅速扩展。电影的大众意识与通俗文学天然地契合。很多通俗文学作家成为此时中国电影的编剧，改编的剧本大多来自他们自己的文学作品。电影的热映反过来又推动了通俗文学作品的热销。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当代通俗文学的“新时期”。凭借着电视剧的制作和播映，历史小说（如二月河的作品）、域外小说（如《北京人在纽约》）、侦探小说（如海岩的作品）、官场小说以及家庭婚恋小说风行一时。跨世纪以来中国的网络小说成为通俗文学发展的新阶段。当下中国阅读市场上流行的通俗小说几乎都是网络小说的纸媒版。中国现代大众媒体对中国通俗文学影响深刻，它可以扩大、延续、终止通俗文学的创作与影响力。它不仅影响着通俗文学的价值判断和传播方式，还潜移默化地引领着通俗文学的美学特征的波动，清末民初之际的中国通俗文学作品有着很浓“报刊味”；与影视制作相结合之后，通俗文学创作就有了更多的“影视味”；当下中国流行的那些网络小说则有着浓郁的“网络味”。宋代的“说话”是根据民间故事改编的脚本，不同的说书人就是民间故事改编的不同平台。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的改编平台是不同的大众媒体，报刊连载、结集出版、影视改编、戏曲表演、曲艺演唱、网络写作，不同的大众媒体会根据各自不同的美学特征和主要的接受层的需求对通俗文学作品进行改编，甚至再创作，从而形成名称统一的不同文类和不同版本，例如《啼笑因缘》、《秋海棠》。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与中国大众媒体亦步亦趋，将之称为媒体的文学也不为过。
说书人是一种职业，听书是要付费的，“说话”是一种商业行为。这样的传统由于现代报刊的出现得到延续与强化。报刊的发行与阅读是一种市场行为，当通俗文学作家与报刊同步并行时，文学创作也就成为一种市场行为。于是，将写作作为一种职业的文学创作也就产生于其中了。这些作家后来被称作“职业作家”。中国最早的职业作家是“鸳鸯蝴蝶派”，沈雁冰曾经批评他们是“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此语并不谬。职业作家的出现对中国文学创作生态产生了深刻影响。作家的创作观念、创作动力和创作手法所产生的影响还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更为深刻的是它似乎形成一个传统，精英文学作家成为“人生派”，通俗文学作家成为“市场派”。这个传统至今有效，网络文学作家、影视文学作家以及那些产生市场效应的流行文学作家均被称为通俗文学作家。既然文学创作成为职业，让作品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就成了职业作家的本能追求，市场运作也就应运而生。新文学作品也追求市场效应，为了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鲁迅、茅盾等新文学作家都为自己的作品写过广告。不过，与通俗文学作家比较起来，新文学作家的市场运作只能算是顺势而为，通俗文学作家的市场追求却可说是刻意而求了。在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发展过程中，作品运作连缀不断，且精彩纷呈，一些作家与作品也就成为一种现象，例如“张恨水现象”、“金庸现象”、“倪匡现象”、“福尔摩斯现象”、“郭敬明现象”等等。通俗文学出版商、编辑、作者、媒体是市场运作的主体，他们取得了效益，受众也能欣赏到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形成了多赢的局面。市场运作使得很多通俗文学作家多了一抹商人的色彩。文学作品既是一种文学表达，也是一种生产中的商品。作家一边进行着文学创作，一边如商人一般观察着作品的市场效应，并常常以市场效应来决定故事情节，例如张恨水写作《啼笑因缘》时，即一边在报纸上连载小说，一边在报上征求读者对情节发展的意见，小说的最终结果恰恰是读者的主流意见。这样的小说创作方式在当下的网络小说创作中得到广泛运用。网络小说的创作者十分关注每天的读者跟帖，是“赞”，还是“踩”，作者其实无所谓，他要关注的是读者对小说情节发展的意向。观察市场动向、调整产品结构，达到市场最大化的效果，通俗文学作家创作作品与商人生产商品有很多相似之处。市场运作是通俗文学赖以生存的生命源，给通俗文学创作带来了活力，也带来了很多泡沫。
通俗小说就是类型小说。“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宋代的“说话”分为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等等。现当代通俗小说主要分成社会、言情、武侠、侦探、历史、科幻、滑稽七大类型。当下中国的网络小说常见类型有30多种，其中玄幻、悬疑、穿越、新武侠、惊悚、后宫是创作量和点击量最多的六大类型。无论名称有什么不同，其中的美学内涵都具有很强的承接性，不外乎社会黑幕、英雄侠义、断狱勘案、朝代沉浮、神怪推理、趣闻逸事等等。类型是中国小说的“家数”和标志。凡是类型化小说均可称为通俗小说。中国通俗小说的类型化自然带来了中国通俗小说情节结构的程式化，社会小说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均是讲背后的事情及其成因；言情小说基本上是言情—变情—惨情三段式；武侠小说一般有五大模式，即争霸、夺宝、行侠、复仇、情变；侦探一般是报案—破案—说案三个程序；历史小说正史、野史并不分明，借一些史实写人生的沉浮；科幻小说无论是“硬科幻”还是“软科幻”，都是要预测人类的未来；滑稽小说总是将社会中怪异的人和事放大，在可笑的行为举止中嘲笑丑恶……虽然不同时期通俗小说的情节结构的程式化有所变化，但大体思路基本如此。精英小说作家是以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人生观念阐释不同风格的形成，通俗小说作家是以小说创作中的不同类型和表现方法侧重不同流派的形成。这些类型和程式是中国通俗小说的寄生地和文学表情，如果将这些类型和程式去除，通俗小说就不是“通俗小说”了，犹如少了脸谱与套路，京剧也就不成其为“京剧”了。既然是类型和程式化，讲故事就成为通俗小说情节的表达方式。讲故事是以事件的叠加构成情节发展的波动起伏，以因果关系推动情节的发展前行，无穷尽的事件可以构成无穷尽的因果链，冗长与琐碎就成了通俗小说最常见的弊病。为了避免或减少这样的弊病，事件的传奇（或者是离奇）和情节的曲折就成为通俗小说的必然选择。同样的道理，事件的离奇和情节的曲折是通俗小说的美学套路，如果将这一套路去掉，通俗小说也将不是“通俗小说”。不过，应该说明的是金庸对通俗小说的情节结构做了重大调整。他建构了说故事、写人物的通俗小说情节模式，传奇故事随着人物的成长和人物性格逐步展开，带来的不仅仅是通俗小说事件传奇和情节曲折的性格根据，还是通俗小说故事精练和结构完整的内在要求，道理很简单：由性格的展开而引发的形象塑造成为小说情节结构起承转合的内在驱动力。性格丰富了，再多的事件叠加，情节都显得精练；形象完整了，再漫溢的结构都显得完整。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庸小说为中国通俗小说的美学表现增添了新的要素。
大众文化的文字表述是指通俗文学的文化诉求，媒体意识是指通俗文学的载体表现，商业性质和市场运作是指通俗文学的运行过程；程式化是指通俗文学的美学特征。通俗文学的这些要素最后都要到阅读中获得落实。根据阅读史家的研究，阅读所要研究的应该是六个问题：谁读，读什么，在哪里读，什么时候读，为什么读和怎么读。“任何一个版本的文本，都是作者为特定的读者市场准备的”。新文学或精英文学是以人生启蒙作为创作目的，它的理想读者是社会的精英人士，可以称作“精英读本”。通俗文学追求的是阅读读者的最大化，努力地覆盖社会中各个读者阶层，并不为特定阶层而设定，因此，通俗文学可以称作“大众读本”。问题是不同的读者群有不同的阅读诉求，通俗文学创作很难顾及各个阶层的阅读需要，它必然有所侧重，而所侧重的一方一定是市场最大化的层面。现代社会中阅读最大化的层面显然是市民阶层，现代通俗文学也就是现代市民的阅读文本，也可这样说，现代市民是现代通俗文学的主要读者群。当代中国，市民阶层的概念逐步淡化，通俗文学追求大众阅读的目标没有改变，也可以这样说，大众是现当代通俗文学的主要读者群。社会精英从文本的批判意识中感受到人生的启迪和社会的思考，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文本意义基本重合，读者读的是作者对人生和社会的理解；而通俗文学却在悲欢离合的故事中感受到精神的愉悦和人生的共鸣，读者读的是生活本身，并从中观照自我，文本的意义在文本之外。精英文学依托的媒体侧重于专业化，例如杂志，理想读者的设定比较明确；通俗文学依托的媒体侧重于大众化，总是试图将理想读者的设定尽量全覆盖。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时间规定阅读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不过，通俗文学的阅读更多是在闲暇之余，因为通俗文学的阅读追求的是消闲和放松，要求文本有好看的故事、曲折的情节和丰富的趣味，阅读方式当然不是什么寻章摘句，而是流畅地翻阅。趣味、潮流、人情风俗、通俗化、群众化、阅读价值，这些关键词基本说清了通俗文学读什么和怎么读，并与精英文学做了切割。
应该着重强调的是，无论是精英文学还是通俗文学，其文本并不是不互相流动。换言之，精英文学的理想读者也阅读通俗文学，而成为通俗文学的实际读者；通俗文学的理想读者也阅读精英文学，成为精英文学的实际读者。不过，不论读者如何流动和转型，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基本形态和市场诉求都不会变。因此，精英文学的阅读可被称为“精英阅读”，而通俗文学的阅读可被称为“世俗阅读”。
论及于此，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的概念应该明确了。它的表述是：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延续、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依托于大众媒体和市场运作、主要呈现为世俗化阅读的类型化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