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创作新论 平装

在“两种文学传统的影响”下，丁玲的创作矛盾和思想如何凸显其普遍性？
打破丁玲研究窠臼，提出众多新创见和新思路，带你以新的视角重看丁玲创作。

1.丁玲研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出版的相关著作较多，有以著作形式出现的传记批评，与此相关联，还出版了十多部专题性的传记类著作，这些著作以对史料的挖掘和梳理见长，但因体例所限，对丁玲创作的评析还不够。本书从宏观上将丁玲置于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中，细读丁玲作品文本，研究视角较新颖，或可填补出版空白。
2.本书作者秦林芳先生深耕丁玲研究领域二十余年，所提观点富有新意，且受到学界关注。本书中多篇章节已经发表，并被多次转载和引用。
3.本书小开本平装，封面烫白、烫黑工艺，方便握持阅读。
 

秦林芳，男，江苏南通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文学博士，二级教授，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特聘教授。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60余篇，出版《解放区文学前后期关联性研究》《丁玲评传》《浅草—沉钟社研究》《李广田评传》等学术专著多部，译著有《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解放区前后期文学的关联性研究”及多个省部级项目，获省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7项，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省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省级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等。

丁玲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作家。在漫长的文学道路中，丁玲的主体意识和创作倾向既有“演变”，也有“持守” 。这与其所接受的五四文学传统和革命文学传统的影响有关。其在文坛初现时，中国现代文学主潮正发生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型，并进而形成了这两种文学传统相互对峙的格局。自此以后，其文学创作的每一次演变，都发生于这两种文学传统所构成的张力场中；其文学创作的“变”与“常”，都取决于这两种文学传统影响力的发挥程度和主体接受的自觉程度。本书以对丁玲这一复杂的意识倾向之认知为基点，以“两种文学传统的影响”为视角，采用宏观把握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按照时间顺序，系统性地考察丁玲各阶段的创作。虽然丁玲文学之路是独特的，但是，她在“两种文学传统”的张力场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创作矛盾却有其普遍性。

导言
“自由”的渴望与追寻——《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意蕴探析
“幻想”的价值——《阿毛姑娘》重识
《一天》：“二元并置”的标本
“苦难”与“求生”——《水》的人性意义
《母亲》：个性精神的礼赞
《意外集》在丁玲文学道路中的意义
困境与突围——《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生命哲学
在观念与经验之间——《在医院中》新读
“土地”与“女人”——《夜》的人性视点与人性蕴含
“阴沉和絮聒”中的个性坚守——《风雨中忆萧红》解读
陕北前期丁玲的杂文创作
“实录”与主体性的消泯——丁玲陕北后期写作的发生学考察
“政治宣传”与“人性关怀”的并置——丁玲战时戏剧创作的意义形态
在“传达意识形态的说教”之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人文精神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国民性批判
政治化创作思维的延展与双重主体性的失落——论《欧行散记》
政治视镜中的规范化“写作”——论建国初期丁玲的文学创作
表象的摹写与政策的图解——论《杜秀兰》
政治功利与道德诉求的聚合——论《杜晚香》
在“主流政治”的规训下——论《在严寒的日子里》的意识倾向
在文化中心主义阴影的笼罩下——《访美散记》的文化学考察
“转过身来”的“韦护”——论晚年丁玲的杂文创作
“瞿秋白书写”：他者中的自我——代结束语
后记

丁玲（ 1904—1986）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从1927年12月发表处女作《梦珂》开始，其文学创作持续了近六十年，纵贯20世纪许多重要时期，相当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文学向革命文学的转型及此后这两种文学传统之间的矛盾冲突。对于这样一位文学成就较高、标志性意义较大的重要作家，评论界、学术界给予了与之地位相称的重视。从丁玲甫登文坛开始，评论界就予以了几乎同步的关注；直到当下，国内外还有许多学者继续从事着丁玲研究的工作。这种持续的研究探讨，既为丁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又使丁玲研究几乎成了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中的一门显学。
纵观既往的丁玲研究，出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它们在挖掘和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丁玲文学创作的内容和形式做出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对丁玲创作的文学史意义和地位做出了比较明确的揭示。正是这些成果奠定了该领域研究的基础，也使之与其他同类作家研究相比处于领先地位。需要关注的是，在相关研究中，虽然人们对于丁玲思想和创作道路的演变评价不一，但在认知上却往往都带有比较明显的非此即彼的简单化倾向：所谓“演变”，亦即意味着与既往的全然不同、意味着对既往的全盘否定。这种带有普遍性的认知导致了对丁玲创作意识倾向之复杂性的遮蔽。事实上，说丁玲创作发生演变，只是就其主要倾向而言；它仍然在不同程度上有对既往的“保留”与“持守”。因此，要准确把握其创作的意识倾向，就必须对其“持守”中的“演变”和“演变”中的“持守”之复杂性给予应有的关注，并深入揭示造成这种复杂倾向的主客观因素。
从1927年年底发表《梦珂》到1929年创作《韦护》之前，在这一早期文学创作阶段，丁玲所持守的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五四文学传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二代作家，丁玲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日本学者中岛碧曾经指出：“丁玲的文学是在‘五四’的新思想、新文化中培育，在大革命低潮的混沌之中开花的。”情况确实如此。五四的自由精神和个性思想给这一时期的丁玲以形成性影响，为她塑造出了最初的思想模型。 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次年更名为《新青年》），掀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从那时起，丁玲先后在湖南常德、长沙和上海、北京等地求学，在十余年时间中，受到了五四新思潮的强烈影响。那时，她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从中“学到”了“一个思想：‘旧的应该打毁，要砍断一切锁链！要冲破牢笼，为了光明，为了祖国，要做一个时代的、社会的、家庭的叛逆’”。她也因此发现了自我，形成了以反对封建束缚、追求个人自由、实现自我价值为基本内容和以“叛逆”“自主”为核心的个性思想。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于她的影响，她后来多次回忆道：五四运动“影响了我，我在‘五四’浪潮极后边，它震动了我，把我带向前边” ；五四运动“要科学、要民主、要自由、要解放的呼声和潮流”曾经给了她猛烈的“激荡”。这种思想模型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她从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始终追寻着一种“自由”的生存方式和思想状态，并外化为具体的行动。
在个性思想的作用下，丁玲成了一个叛逆者，与封建家长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1919年暑假，丁玲回到常德，舅父舅母对她的剪发冷嘲热讽，她毫不相让地做出了回击。 1922年年初，在赴上海求学之前，为了解除自己与表哥的婚约，丁玲与三舅又发生激烈冲突。她宣称，“我自己的身体属于我自己”，“否认婚约有效，因它未经我的同意”。经过斗争，丁玲终于获得了胜利。丁玲强烈的个性思想，不但表现在与封建家长的斗争中，而且还表现在对政治生活的选择上。从1922年开始，丁玲“进过共产党办的由陈独秀、李达领导的平民女子学校，和后来的上海大学。在革命的队伍中是有着我的老师、同学和挚友”。但是，她却始终游离于党团组织之外。她当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要守护自己的个性自由，而不愿受组织纪律的约束。 1935年6月初，瞿秋白在英勇就义前两周接受了《福建日报》记者李克长的访问。其中，他对当年丁玲的思想状况做过这样的描述：“丁玲是时尚未脱小孩脾气，常说，‘我是喜欢自由的，要怎样就怎样，党的决议的束缚，我是不愿意受的’。我们亦未强制入党，此时仍为一浪漫的自由主义者。”晚年丁玲在回忆这一时期思想与创作道路时分析了个中原因：“当我在平民女校时，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入团，在上大也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入团。我都表示了我的意见：我怕不自由” ——她“个人一直是认为要自由思想，自由行动” ；又说：“要服从铁的纪律，命令我干一件事，就非干不可……我心里自问，这个太不自由，这个不行……所以我就没有飞进党”，而是拿起了笔，虽然“拿笔也不一定行，但我可以自由”。
这样，丁玲拿起笔来创作本身即成了一个个性主义者追求“自由”的象征。而其早期创作确也传达出了一个个性主义者的心声。当她带着深沉的精神苦闷涉足文学创作这一领域时，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形成的个性思想就成了其创作的精神支柱，她也因此成为五四文学传统的继承者。所谓“五四文学传统”，是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并成为其重要载体的、以“个性思想”为精神特征的文学传统。它以“个体”“启蒙”和“为人生”为思想的立足点，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强调文学为人生的启蒙作用。作为一个个性主义者，丁玲的早期创作承接五四感伤小说的余绪，“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 ，在《莎菲女士的日记》《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等作品中，既表现了幻灭的失落与愤激，又表现了对“自由”的渴望与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