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幾代人的艱苦勞作,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研究在上世紀80年代終於找到了一個新的突破口,那就是對傳統文學理論批評所用的特殊名言的研究,對傳統文學理論批評的概念、範疇及其體系的研究。
由於範疇以感性經驗爲對象,以對客體的辯證思維爲特色,反映了一定歷史時期人所達到的認識深度,從此角度出發研究文學理論批評,可以排除歷史的偶然因素的干擾,最大程度地以純浄化的邏輯形式,再現古代作家、批評家的認識發展過程,所以它成爲人們探索傳統文學創作及理論批評的重要的切入點。
然而這一工作的艱巨性是人們所未曾料及的。在西方,“將審美範疇全面羅列出來,並以此涵蓋整個美學領域,這是19世紀美學家以及20世紀一部分美學家的夙願”。由於實際情形是,這種夙願遠未達到完滿實現的程度,所以當今的學者,“其野心都是較有節制的,它只力求考察那些在歐洲思想史上曾經有機會得到過申述的範疇”。在中國,基於漢民族語言文字的固有特性,以及古代哲學及文化的深刻規定,傳統文論範疇的豐富複雜和難以一言道斷的特徵顯得更爲突出。倘站在西學的立場看,這一特徵尤其會被放大。蓋“國民之性質各有所特長,其思想所造之處各異,故其言語或繁於此而簡於彼,或精於甲而疏於乙,此在文化相若之國猶然,况其稍有軒輊者乎。抑我國人之特質,實際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質,思辨的也,科學的也,長於抽象而精於分類,對世界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無往而不用綜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語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國人之所長,寧在於實踐之方面,而於理論之方面,則以具體的知識爲滿足,至分類之事,則除迫於實際之需要外,殆不欲窮究之也”。由此,帶連到文學批評範疇有許多非純西化的理論所能説明和詮解的特點。
儘管範疇是具有實體性意義的固定稱名,不僅廣爲以士大夫爲代表的知識階層所接受,甚至成爲他們構建創作理想和審美認同的基礎,但實際的情形是,它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的被提出,被援用、强調和質疑,有遠超過人想象的複雜性。就單個範疇而言,它的邏輯邊界和理論内涵從某種意義上説是游移不定的;就系列範疇而言,彼此之間的交互包容,又有着多種實現的層面和方式;至於範疇的體系,更潛隱在浩瀚的史料和論者的片言只語中,令人有入山見寶無從收拾之感。至於考慮到傳統文學批評範疇大抵都有深厚悠久的歷史淵源,簡單地作詞源學意義上的檢視顯然是不够的,毋寧説更需要運用語義學的方法,並實際上可以與西人所講的“知識考古學”構成有意味的對照。故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説,範疇研究不僅可以用範疇史研究來置换,更應該用文學史、文論史甚至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予以燭照,這無疑更增加了研究的難度。不過惟其如此,它也對人構成了無限的吸引。
但令人遺憾的是,儘管範疇的研究實際上已有比較長的歷史,由中國哲學範疇研究的被重視,進而帶動中國古代文論範疇進入學者的視野,以一個範疇爲主的中心研究型和以一個時代範疇集群爲主的斷代研究型著作紛紛出現,成果的積累也使人有理由提出突破的要求,但真正實質性的推進和提高至今仍未見到。
究其原因,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不能不引起重視。首先是對於範疇本身哲學規定性的正確認識問題;其次是對傳統文論範疇自身特點的認識問題;再次是對範疇體系的理性鑒定問題。由於後兩個認識問題是伴隨着與西方文學批評範疇的對比和映照産生的,因此中西文論範疇的比較研究如何切實展開,亦當然地成爲人們關注的問題。當本書謹慎地拈起這個題目,試圖在吸收前人成果基礎上作較完滿的論斷時,上述幾個方面的問題自然構成了所有論述的基本背景。
而鑒於以往研究從外在構成看,對詩文範疇的重視甚於戲曲小説,對主要範疇的重視甚於一般範疇;從内在質性看,狹義詮釋多而廣義綜括少,具體例釋多而條貫歸納少,單個專論多而體系探索少,留下的遺憾實在太多,所得出的結論也難稱周延,故如何在以下幾個方面求得推進和拓展,顯得尤爲重要。一是範疇序列的清理,由單個範疇的研究向範疇鏈或範疇族群研究方向趨進,最後達到對範疇生成規律和總量規模的論定。一是範疇性質的界定,運用綜合研究的方法,從語言到思維,確立古代文論範疇與其他文化背景和系統下的範疇的異同,從而凸現其獨特的理論品格。一是範疇指域的判明,即明確範疇緣起於自然物象還是客觀事象,是源出於哲學還是倫理學等等,以後又如何發展、演變並獲得意義穩定。一是範疇分布的瞭解,既包括在各批評家理論體系中的分布,也包括在各個時代各種文體中的分布,由此爲把握範疇與批評史上特定創作思潮和審美風會的關係提供依據。一是範疇層次的確立,它綜合對各個序列範疇的清理,結合各序列範疇的不同特性和在不同語境中的應用,明確其在整個範疇網絡中的邏輯位置,並最終爲文論範疇體系的建構打下扎實的基礎。以上爲本書懸設的理想和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