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翡翠：“物”与社会的相互建构 平装

本书是一部文化人类学视角的“翡翠民族志”，展现了腾冲翡翠的技艺传承、价值重塑与文化再生产过程。 

本书是一部基于腾冲长期田野调查的“翡翠民族志”。作者将翡翠视为社会关系的介体，全景式追踪其从矿山开采、技艺传承到跨境流通的完整轨迹，并深入剖析其在历史与消费浪潮中不断重构的文化符号与社会功能。研究融合物质文化与经济人类学视角，突破单一功能分析，揭示了翡翠背后交织的族群互动、边疆治理与地方社会变迁。无论是对人类学还是玉石文化感兴趣的读者，都能从中获得对“物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启发。 



 

李蕊，厦门大学法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云南民族大学发展改革处副处长、教育部本科教育教学评估专家。近年来主持或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课题及其他各级各类项目20余项。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民族教育研究》《学术探索》等中外文核心刊物及省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及撰写研究报告30余篇。

本书是一部以文化人类学为视角的“翡翠民族志”，以“玉石”为叙事核心，以活跃于该场域中的“玉石人”为联结纽带，展开一项聚焦物与社会的民族志个案研究。基于云南腾冲的田野调查，本书尝试突破传统翡翠研究的功能主义框架，将翡翠视为社会关系与阶层分化的具象介体，通过追踪其流动与变迁过程，勾勒腾冲地方社会关系网络的生成与演变。同时，研究将视野延伸至西南边陲的物质流通与族群互动，为物的民族志研究提供鲜活的经验样本。作为“中国翡翠第一城”，腾冲的翡翠流动深受王朝国家力量、地方历史叙事、社区仪式传统及多元利益群体权力博弈等复合因素的形塑，已然渗透到当地日常生活之中。本书系统揭示翡翠在朝贡体制与市场贸易双重语境下的流动特质，既阐发其作为维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象征纽带，又剖析其在商品交换中如何编织人群网络、驱动加工技术革新，并重构区域社会经济秩序。在创新层面，视角上，赋予翡翠以社会关系介体的理论定位；结论上，从政治、经济与文化三重维度，构建翡翠在西南跨境地带的文化叙事，彰显其背后所映射的族群关系与地缘格局，为理解西南跨境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现象提供崭新路径。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第二节 方法与框架
第一章 翡翠之城：腾冲
第一节 走进腾冲
第二节 腾越：“翡翠城”
第三节 腾冲的历史：贸易与城市成长
第二章 翡翠的生产：从缅甸到腾冲
第一节 缅甸的翡翠开采：从场口到市场
第二节 穿越边界：翡翠与“极边第一城”
第三节 跨越阶层：朝贡体系与腾冲翡翠
第四节 当代翡翠之路：公盘与走私
第三章 翡翠的技艺：从传统到现代
第一节 翡翠的技艺：一种传统
第二节 成为“非遗”：技艺的现代转换
第三节 技艺中的仪式
第四章 翡翠的流通：从家族到社会网络
第一节 玉商组织中的亲属群体
第二节 玉商组织中的地缘、业缘群体
第三节 赌石与社会网络
第五章 翡翠的文化重构：从圈层化到公共化
第一节 传说、日常仪式与翡翠神圣化
第二节 白玉祖师殿：一种象征解释
第三节 文化空间、公共性与知识生产
第六章 结语：“物”与社会的相互建构
第一节 “物质文化”中的生命轨迹
第二节 “象征符号”中的文化认同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二节 腾越：“翡翠城”

腾冲地区地处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碰撞带东缘，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明代以降六百年间，逐步构建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翡翠产业体系。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这座西南边陲重镇依托蜀身毒道的贸易网络，将缅甸雾露河流域的翡翠资源引入中原市场，并通过持续的技术革新与商业实践，成功打造出覆盖翡翠开采、工艺雕琢、商贸流通的全产业链条。自明代首开翡翠加工贸易以来，腾冲便以“琥珀牌坊玉石桥”“百宝街”等特色商业符号，奠定了“中国翡翠第一城”的行业地位。其产业演进历程，不仅折射出边疆地区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价值，更揭示了单一产业经济驱动城市空间重构、文化特质凝练及区域辐射力提升的内在机制。
一、“翡翠城”的由来
腾冲地处亚欧大陆和印度洋板块的结合部，是我国内地通往南亚、东南亚国家的重要桥头堡和联系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枢纽。西汉时称滇越，属益州郡。东汉时属永昌哀牢地。宋元时期改为“藤越州”，又立“藤越县”。明清时期，“腾越”成为主流称谓。特殊的地理区位，使之长期成为中缅印经贸交往的重要门户和物流集散地，千百年来此地商贾云集，经贸繁盛。明人张机的《南金沙江源流考》载，“江流至此，彝人方名其为金沙江。江中产绿玉、黄金、佃子、金精石、墨玉、水晶，间出白玉。”清代早期，内府一切玉料皆称之为玉，因此翡翠在历史文献中被称为“永昌玉”“云南玉”或“滇玉”，而结合实物可以得知，无论被如何称呼，实际上都是翡翠制品。《云南腾越州志》载，“从前州境远界于大金沙江，凡猛养、蛮暮夹江内外者，俱归所辖，外夷不得擅而有之。”大金沙江环蛮莫之外，直达阿瓦，入南海。按徐霞客《溯江纪源》略云：江、河源均发于昆仑：“河源自昆仑之北，为星宿海；江源自昆仑之南，为犁牛石，南流东转，即丽江之北金沙江，北曲而为叙州之大江。此内地之大江之溯源可纪者也。其隔山南流直下者，则为蛮莫之南大金沙江，由阿瓦入南海云。按：大金沙江即佛经所谓信渡河，合腾越大盈江并干崖槟榔诸水，穿蛮莫而入，其流始阔。明王靖远与孟养立石盟誓，时蛮莫、猛密尚在江内；后陈用宾筑八关，而蛮莫等地皆弃于缅，大金沙江遂为缅人守隘之地。”勐拱位于大金江之西，为蛮邦瘴疠之乡，然在朱明之世，已隶版籍……野人山产宝玉，至珍异。勐拱为玉石厂总汇，采运玉石者，在康雍朝，尚未敢历险涉厂地。迨乾隆初元，玉石厂始有汉人足迹，故我腾越之人，采山而求瑰宝者，数百年来，咸居于勐拱焉。居之久而聚落以成，不能无里社，于是有关帝庙之建立，盖汉人崇拜英雄。可见，从元明到清初，金沙江属云南土司管辖。这一时期，史料所记载的核心产玉区域勐拱及野人山一带，均在云南腾越的管辖范畴之内。今日缅甸伊洛瓦底江流域的翡翠产地，历史上隶属于腾越版图。这正是“玉出腾越”这一说法的核心历史渊源：并非翡翠原产于腾越本土，而是其核心产区勐拱在历史上长期归腾越管辖，而腾越作为该区域的行政中枢与商贸枢纽，自然成为翡翠开采、流通的核心关联地。翡翠产地的管辖归属发生变迁，始于明末清初。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勐拱首次被划入缅甸版图，清初曾再度归属于腾越管辖，但自乾隆朝之后，勐拱及周边翡翠产地逐步被正式纳入缅甸领土。尽管翡翠产地归属发生变化，但腾冲与翡翠的深厚关联从未中断。翡翠面世之后，腾冲人凭借熟悉地形、通晓商贸的优势，开通了数条通往玉石厂的道路，克服缅北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的困难，将翡翠毛料从产地运至腾冲，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翡翠采掘、运输、加工、集散产业链，使翡翠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也奠定了“腾越翡翠城”在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如今，腾冲虽不再是翡翠产地，但凭借数百年积淀的翡翠文化、成熟的加工技艺和深厚的商贸底蕴，已发展成为集翡翠文化传承、加工制作、贸易流通于一体的核心基地，继续着“翡翠城”的辉煌。腾冲玉雕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同时通过“玉旅融合”模式，将翡翠文化与当地文旅资源结合，让翡翠不仅是贸易商品，更成为腾冲的文化符号。从历史上翡翠产地的管辖枢纽，到如今的翡翠文化与贸易中心，腾冲与翡翠的缘分已跨越数百年，“翡翠城”也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地域标识之一。
腾冲人普遍认为，玉有软玉和硬玉两种，软玉是由钙镁硅酸盐矿物构成的纤维状晶体集合体，硬度在6—6.5之间，质地细腻，韧性好。硬玉是由钠铝硅酸盐矿物构成的粒状到纤维状集合体，硬度在6.5—7之间。翡翠就是以硬玉矿物为主的辉石类矿物组成的纤维状集合体，结构紧密，韧性极高。翡翠最重要的矿源在缅甸，尤其是达到宝石级要求的优质翡翠，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产自缅甸。而民间之所以有“玉出腾越”的说法，是因为翡翠的主要产地在历史上曾属云南永昌府管辖，而且史书上也有“翡翠产于云南永昌府”的记载。
翡翠的英文名称为“Jadeite”，意思是佩戴在腰部的宝石。关于其名称来源，有人认为翡翠原本是鸟名，即“翡鸟”与“翠鸟”，翡翠色是指这两种鸟羽毛的颜色。这种鸟常栖息在南方的溪流旁，羽毛非常鲜艳，雄性的羽毛呈红色，又名“赤羽鸟”，雌性的羽毛呈绿色，又名“绿羽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出孔雀翡翠”，以及《汉书》中的“玄鸾孔雀，翡翠垂荣”，都是指鸟。《淮南鸿烈解》中记：“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有“翡，赤羽雀也。翠，青羽雀也”的注释。《汉书》载：“被以珠玉，饰以翡翠”，注：应劭曰，雄曰翡，雌曰翠。《异物志》中记：“翡色赤而大于翠”。陈子昂在《感遇》中说：“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树林，何知美人意，骄爱比黄金。杀身炎州里，委羽玉堂阴。旖旎光首饰，葳蕤烂锦衾。岂不在遐远，虞罗忽见寻。多材信为累，叹息此珍禽。”
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出，翡翠最初指的是一种鸟的名字。明清时期，皇宫贵妃们喜欢将翡翠鸟的羽毛作为装饰插在头上，或者以翡翠鸟的羽毛作为原材料，再加上一些其他珠宝制作成钿翠、珠翠等饰品。正值此时，缅甸向中央王朝进贡贡品，送入大量的缅甸玉。由于缅甸玉具有艳丽的红色和绿色，与翡翠鸟羽毛的颜色非常相似，因此缅甸玉被冠以“翡翠”之名，而这种翡翠是一种极为珍贵的玉石。清同治二年（1863），法国矿物学家奥古斯丁·亚力克西斯·德莫尔（Augustin Alexis Damour）对玉石做了详细的矿物学研究，结果发现玉石有两个主要品种。一种主要由透闪石和阳起石组成，他称之为“Nephrite”，中文名为软玉；另一种由当时还不清楚的辉石类矿物组成，他将其称之为“Jadeite”，中文名为硬玉。
明末清初，翡翠开始以装饰品的形式进入中国宫廷。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记载：“翡翠珠冠，龙凤服饰，惟皇后王妃始得为服。”《明史·舆服志》中记载，皇后冠服项下有“其冠，圆匡冒以翡翠”，皇后常服项下有“首饰、钏镯用金玉、珠宝、翡翠”。可见，翡翠在明朝已被列入皇后舆服的定制之中。据记载，清代的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对翡翠情有独钟。当年慈禧太后掌权时，有人给她进贡一枚大钻石做头饰，她没看上眼，反而喜欢小而精美的翡翠。因其优良特质，翡翠不但在统治阶层中大受欢迎，在民间也逐渐流行起来。
究其原因，翡翠的代表颜色——绿色是大自然的主色调，象征着希望、和平、温润和生机，翡翠也和中国人喜欢吉祥、含蓄、宁静、平和的性情非常相近。另外，它的质地坚硬，不褪色，又符合中国人推崇的坚贞不屈、表里如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君子品德。翡翠不仅是普通的工艺品，还具有一定的文化含义和社会功能。譬如，翡翠造型艺术的主要内容是动物、植物和人物等图案。图案中所表现的各种造型隐喻了深刻的文化象征意义，而这些意义也成了翡翠造型艺术象征符号系统的构成要件。这个象征系统中所蕴含的经济、历史、艺术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和信息，即符号所表示的概念，是符号的意义面，即翡翠的“所指”。事实上，翡翠在中国承载着深刻的社会观念，是美学思想和民族智慧的物质载体，而翡翠文化在中国是一种高度概念化、符号化的隐喻系统。因此，直至今日，在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翡翠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誉为“玉石之皇”“宝石之冠”。
自古以来，诸多神话传说、风土民俗和礼仪制度中渗透着翡翠的文化隐喻，翡翠成为物质观念与社会文化观念的综合体现。特别是当翡翠从宫廷走入商品市场之后，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其文化属性逐渐与市场相结合，而商品的使用价值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由于商品的符号意义成为身份与社会地位的象征，人们在消费活动中，更多地重视商品形象所带来的情感体验和文化联想，商品使用价值的地位慢慢被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所取代。正像鲍德里亚所认为的，物只能在符号编码之后才具有存在的意义，符号逻辑才是消费社会的物品产生意义的真正逻辑。从市场和经济的角度来观察翡翠的历史，就会发现它由美“物”向财富象征符号的转变历程。从翡翠经历 “礼器”“名器”到“神器”的发展过程来看，人们赋予了翡翠非物质的精神价值，同时翡翠也和人们的自然观、哲学观、宗教观和审美观紧密联系在一起。
腾冲之所以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翡翠及有色宝石材料和成品营销基地，并荣获“中国珠宝玉石首饰特色产业基地”的称号，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雄厚的产业基础及深厚的翡翠历史文化底蕴。在腾冲，翡翠在“翡翠城”流动的同时，也销往昆明、广州、上海、北京、重庆、成都、南宁等各大城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以及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另外，随着翡翠商品的流通，以腾冲翡翠为题材的《滴血翡翠》《翡翠王》和《翡翠凤凰》等电影、电视剧也共同建构了特色鲜明的腾冲翡翠文化。
二、腾冲人对翡翠的分类
腾冲人不仅大力推动翡翠采掘、运输、加工和集散的发展，而且制定了翡翠的“行业标准”和“专业术语”，腾冲人按照自己的语言表达习惯，用家乡的方言将翡翠的“种、水、色”等进行了命名，并且获得了翡翠界的认可。这些称呼和说法至今仍在广泛使用。
“种”是指翡翠的结构和构造。质地越疏松、粒度越粗、杂质矿物含量越多的翡翠“种”越新。反之，质地越细腻、粒度越细、杂质矿物含量越少的翡翠“种”越老。“种”是衡量翡翠品质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
“水”是指翡翠的透明度，也称“水头”，与翡翠的结构构造及杂质的含量有关。纯净度高的翡翠“水头”就好。水头是指有生命力、有活力的，灵动感是翡翠的生命之源。例如老段家玉可谓冰花亮水，杂草花有活水软花、硬水软花，还有软水硬花。段家玉一转动就像一条小溪在流淌，那些杂草花就像随着河水在漂流。这个“水”字就把翡翠的灵动感诠释清楚了。过去老一辈讲的“几分水”并不是用概念性的分段来定义的，而是一个过渡性的词。“满水”或是“几分水”也加了一定的分段概念，但不是完全绝对的分段概念。
“色”是指翡翠的颜色，翡翠的“色”五彩缤纷，大自然有的颜色，翡翠都有了。其他的玉石不论是从色泽上还是从光泽度上都达不到翡翠这个水准。在翡翠的众多颜色中，以绿色为主，但也不排斥其他颜色。其他各种颜色的翡翠只要质地好、符合美学审美、工艺运用得当的话都有价值。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涂尔干最早关注到分类的问题。在他看来，通过确认事物之间的包含关系和排斥关系，可以把事物、事件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分成不同的类和种。由于分类包含着等级秩序、从属关系和优劣层次，因此，通过对不同范畴的事物进行分类，可以使事物之间的关系更加明晰，社会秩序更加稳定。从这个角度上说，分类是人们认识世界、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论。腾冲人根据长期经营实践中积累的丰富而独特的经验，把翡翠的“种、地、水、色、裂绺”这五大特征作为鉴别的标准，对其进行分类。此外，人们还根据翡翠本身的性质或商品特点，对其进行不同的划分。一些评价翡翠的术语，从前人对翡翠文化的表述以及现代人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沉淀下来，成为当地人评述翡翠的“专业语言”。譬如，对翡翠颜色的评价有“浓、阳、正、俏、和”之分。民间也把“浓”叫“艳”，艳和淡是对立的。翡翠的色越浓则价值越高，但色彩浓得过度，例如浓到阳光下都不透光的程度，也会变成负面评价因素。按照当地人的说法，“阳”和“正”指的是翡翠的颜色，就像人的品性一样，要有阳刚之气，要正，不偏不斜、恰到好处。“阳”的意思是绿色里面夹杂的黄色的色调要够，但若超过一定的度，变成黄阳绿的话，价值又下降了。“正”指颜色要正绿，不要偏蓝、偏灰。“俏”指质感上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很俏丽。“和”就是综观各种评价因素，综合在一起要形成和谐状态。而且，颜色要和底融合在一起，民间叫“色裹底”，如果颜色和底分离，底界限太明显，即使颜色很漂亮，价值也不高。
正如鲍德里亚所说，在现代消费社会中，当人们来消费物品时，必然会使用各种不同的符号来对这些各具不同的个性化物品加以指称和命名，使之与其他物品区分开来。如此，从个性化的物品就必然过渡到符号的世界。换言之，消费文化的形成与物品进入符号领域密切相关。只有个性化的物品转换成品牌符号和代码，消费文化和消费社会才会形成。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关于翡翠的评价标准以及关于“种”“水”“色”的不同命名经过逐步积累慢慢形成，并融入了腾冲的社会话语体系之中。这套由腾冲人构建的、具有普适性的翡翠玉石评价体系，一直为行业内人士所沿用。从腾冲人对翡翠的分类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翡翠在腾冲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和意义，而且可以看出腾冲人对翡翠与人的关系的认知和理解。此外，翡翠作为一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物”，被置于分类系统中应有的位置上，从而进入了一种相对的文化系统之中。
腾冲人曾一度把翡翠的贸易和加工业推向顶峰，而且为翡翠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他们抓住了旅游业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机，以“翡翠腾冲”和“腾冲翡翠无假货”的品牌打造为契机，进行城市文化符号的建构。也正因如此，这座边陲小城才拥有了“中国翡翠第一城”的称号。伴随着腾冲的经济发展，翡翠成为地方社会发展的文化符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中指出，他所采纳的文化概念本质上属于符号学的文化概念，他与马克斯·韦伯一样，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格尔茨还强调文化体现在公众符号之中，而社会成员通过这些符号交流思想、维系世代。事实上，符号指代一种关系结构，它可以表现为一种隐喻，而文化是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建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翡翠融入腾冲社会的过程，也是翡翠文化符号的建构过程。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在经济场域内，经济财富可以起到资本的作用，与之类似，文化能力要成为资本，就需要处于经济生产系统和生产者的生产系统的关系结构中。今天，在国家和民间力量的推动下，翡翠在腾冲区域社会被成功地建构为一种能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文化符号，翡翠文化在传承传统的过程中也进行着有意识的创造。这种创造的过程，是一种文化符号生产的过程，而这种生产的基础并没有脱离固有的文化传统。翡翠之所以能成为社会身份符号、艺术符号和审美理想的标志符号，是因为翡翠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且具有无限的意义增值性。当然，除了文化传统之外，这种建构还与特定群体的利益相关。翡翠是一种“物态化”的民族文化，它通过各种“符号”形成工艺品，并通过这些“符号”和工艺品本身来展示其象征意义。同时，它还不同程度地反映着制造和使用该工艺品的民族或族群的文化认同。更为重要的是，翡翠把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从单一的民族文化领域传入到地域共同领域，通过商品交换的经济行为为它的占有者带来了利益。因此，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翡翠的文化符号所带来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文化产品是文化资本的客体化形式，它不仅包含着具有文化能力的个体赋予的文化内容，而且还可以实现商品转化，以物质形式存在和传递文化产品，将文化扩展到利益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