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价：¥148.00
著名文艺理论学者陈奇佳教授以戏剧为镜，系统勾勒20世纪西方左翼思想地图。透过精神分析、媒介理论、历史哲学、自由批判等多重维度，呈现左翼理论丰富多元的发展路径，追问戏剧之于人类精神成长的意义。
★著名文艺理论学者系统勾勒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地图。以戏剧为镜，透过精神分析、媒介理论、历史哲学、自由批判等多重维度，呈现左翼理论丰富多元的发展路径。书中并不止于平面的流派式梳理，更细致考察思想家理论主张与现实立场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张力，揭示其理论锋芒，亦不回避其中的局限与悖论，提供了一种反思性视角。
★深入追问左翼戏剧的精神结构与文化根基。作者指出，从古希腊悲剧到现代先锋戏剧，悲剧的深刻在于对失序、痛苦、暴力与人类脆弱处境的深刻体察。左翼剧学理论之所以具有持久生命力，正是因为它继承了悲剧传统内部所蕴含的不安、反思与否定性的精神力量。
★在消费主义、大众媒介与技术理性持续扩张的时代，通过对悲剧性经验的重新阐释，揭示现代社会中的异化与失序，启发我们重新思考自由、共同体与人类精神成长的议题。
左翼文化如何从悲剧这一意蕴丰富且不乏自反精神的文体中汲取批判性力量？
喜剧在笑与游戏中蕴含着怎样的自由潜能？
左翼戏剧是20世纪西方重要的艺术形式，面向现代精神症候的深层文化反思。本书以戏剧为镜，聚焦布莱希特、雷蒙·威廉斯、朗西埃、伊格尔顿、阿甘本等批评家在模仿论、精神分析、文本-媒介、自由批判、生命政治等问题上的深度犁耕，勾勒20世纪西方左翼的思想图谱与价值祈向。在对悲剧性经验与喜剧潜能的重释中拷问戏剧之于人类精神成长的意义。
奥尔巴赫曾经指出，在 18、19 世纪之际，欧洲文学的主流文体经历了这样一种风格变迁：一方面，以小说为代表，传统意义上的中文体甚至是低文体类型的创作，日益占据了文艺界最显赫的位置；另一方面，以悲剧为代表的传统正统文体，其文体的构成要素，渐渐溢出悲剧文体自身，逐步浸润了其他文艺类型、文体形式，而成为各种新兴文艺体式一种自然的、内在的规范准则。也就是说，自近代以来，传统意义上作为古典正统代表的悲剧文体，事实上正在经历一个看似矛盾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方面，作为传统精英阶层展现知识素养、体现等级差异的正统文体，悲剧的既有光环不断被解构、打碎甚至遗忘；另一方面，悲剧的影响力不断越出自身的固有范畴，无远弗届，越来越成为一种体现文艺共性的东西。就与人类自觉的精神成长之关系而论，作为一种普遍公认的支柱性力量，悲剧在现代所发挥的作用整体上是超过其他历史时期的。
文艺创作的这种情形在悲剧理论及相关思想的研究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只不过重要的精神成果相对晚出一些。
首先来看悲剧理论的影响力。自但丁以来，悲剧理论已无可争议地成为欧洲文艺研究的核心理论，但一般来说，思想家们对悲剧理论的阐扬与发挥都还聚焦在文艺理论层面，较少专门论述悲剧现象与人类自我精神构建的整体性关系（锡德尼等对这类话题固然已有所触及，但未成系统）。在启蒙运动成为欧洲思想主潮后，尤其是在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崛起后，才有越来越多的思想者开始深入考察悲剧的普遍精神蕴涵。即便是这样，思想家们对悲剧价值的肯定仍是有所保留的，谢林、黑格尔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就黑格尔而言，他在一定意义上可被视作现代悲剧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对悲剧所包含的巨大精神蕴涵做出了透辟论说，如对哈姆雷特、安提戈涅的分析，至今仍广为流传。但在他的艺术体系中，悲剧及其相关艺术形式却仍不是人类精神发展的最高形式，喜剧才是——“喜剧用作基础的起点正是悲剧的终点”，“到了喜剧的发展成熟阶段……也就达到了美学这门科学研究的终点”。而到 19 世纪后期，在不少新兴的学科和思想潮流中，悲剧则被无条件地推重为人类精神发展的最高样式，成了检验人类精神文化产品一切方面，诸如道德伦理的善恶、思想内涵的丰富性、精神探索的高度、艺术形式的自洽与丰满等的不言自明的标准。自然，具体在哪个方面援引悲剧作为标准，则视研究者自身的要求而定：因为这些论点彼此之间绝不是没有冲突的。其中，尼采是一个不可不提的人物。他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在文化本体论的意义上，在人类精神活动本源的层面上把悲剧创作与人类共同体的生命活力扭结在了一起，形成了这样的主张——能保全、产生悲剧文化者，即为有活力之人类文化共同体；反之，则为僵化、垂死之人类文化共同体。
尼采《悲剧的诞生》中所述悲剧观念在学理上有不少可疑之处，在他精神崩溃之前，他的思想影响也很有限，但他的悲剧理论的确非常具有代表性。他的理论将当时刚刚兴起的各种成建制的思想学说如人类学、精神分析学说、图像学、精神科学、新黑格尔主义、宗教学等关于悲剧欲言而未能明言的价值立场，以激进而傲岸的姿态高屋建瓴且传神地表达了出来。稍晚，继起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空间理论、城市学等都明显受到了这种尼采式悲剧观念的影响。至于传统的文学、历史、哲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在这种观念指引下推陈出新，展拓了巨大的思想空间，就更是一个显见的事实，这里不展开叙述。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自 19 世纪中后期开始，从理论上质疑悲剧及相关文化现象的重要性与必然性，特别是其现实生命力的学说，也蔚然成为一种潮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较早提出了相关思考，认为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希腊艺术虽然在今天看起来“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但“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是分不开的”。进入 20 世纪后，各种讨论“悲剧过时”的理论层出不穷，如布莱希特倡导的“史诗剧”（布氏亦称之为“非亚里士多德戏剧”）与阿尔托的“残酷戏剧”概念质疑悲剧在戏剧形式方面的普遍价值；克鲁齐的《悲剧迷误》（The Tragic Fallacy）与斯坦纳的《悲剧之死》则从现代人文观念（非暴力、个人价值、法治）角度出发质疑悲剧所宣扬的价值观是否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霍克海默、阿多诺等则从文化工业、消费主义的角度质疑悲剧艺术在现时代是否还有可能；而不少媒介批评家，如麦克卢汉、鲍德里亚、波兹曼等，认为大众媒介自然存在祛悲剧性的功能（当然，他们论说的本旨多半需要反向来理解：正因为大众媒介已沉溺于欲望狂欢，拒绝一切悲剧性体验，悲剧艺术所以恰恰显得格外重要）。
综上而论，笔者认为伊格尔顿等“悲剧过时”之类的言说，相当程度上只能视作一种惊人之论，于学理并不一定严谨。至少就悲剧理论而言，如果追溯“没落论”的源头，悲剧可能数百年前（狄德罗时代）就被某些人视作没落了；如果说悲剧没有过时，则直至当下它仍然和人们的存在状态、重大精神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少思想家据以突破现代性精神壁障、反思自我、升华道德感情。对许多人来说，悲剧文艺及相关文化现象是他们对抗流俗陈见、振奋情思、超脱现实压迫、寄托价值理想的不言自明的精神蕴藉所在。作为一种文化现实，悲剧文艺及相关文化现象与人的精神生活就是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关系。因此，问题不是我们现在是否还需要悲剧，而在于我们现在应当以何种方式来对待悲剧，更确切地说，在于如何批判地应对人们精神世界那命定的悲剧性处境问题。
其中，西方左翼理论家们对悲剧问题的思考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我们容易注意到，20 世纪以来，诸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布莱希特、布洛赫、本雅明、克拉考尔、阿多诺、马尔库塞、斯丛狄、戈德曼、阿尔都塞、赫勒、列斐伏尔、威廉斯、詹姆逊、伊格尔顿、巴克、齐泽克等）以及不少深受西方左翼精神传统影响，一定程度上（或在一定时间阶段里）可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同路人”的思想家们（如阿尔托、萨特、加缪、巴塔耶、巴特、德勒兹、德里达、鲍德里亚、桑塔格、巴迪欧、朗西埃、阿甘本、斯蒂格勒等），对悲剧及相关文化现象都表现出了巨大的关注热情，悲剧研究成为他们思想探索历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他们彼此之间立场差异甚大，对悲剧问题的研究进路也未必都和西方左翼精神传统有关，但他们的精神工作，一般而言都存在着这一近似的思想面向，即悲剧研究是其价值批判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他们据以对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根基进行反思甚至是激烈的颠覆。要言之，通过悲剧研究，他们把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诉求彰显为一种普遍的精神需要和必然性；同时，通过一种明确的、政治的介入态度，他们将悲剧阐释为一种人类由古及今的精神活力的源泉，用以抵抗和揭露现实僵化的文化体制的意识形态话语欺骗与对人性的讹诈（如纵欲主义、消费主义、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打着个人与自由旗号为跨国垄断资本服务的形形色色的“主义”）。
相对来说，左翼的喜剧理论就没有那么发达了。当然，就整体而言，喜剧理论本身也远不如悲剧理论那么厚重、深刻，这和其理论源头的缺失有关（亚里士多德《诗学》中论喜剧的部分已佚失），更和喜剧现象自身的复杂多元有关。20 世纪上半叶，布莱希特、巴赫金的相关探索是左翼阵营重要的思想收获，事实上，也可以算是 20 世纪以来整个思想理论界最重要的喜剧理论创新成果。他们的思想在“二战”后开始发挥重大影响。但除了迪伦马特、桑塔格、阿甘本等少数几人，后继者们理论创新的厚重程度、深度、锐度，大多不如左翼悲剧理论家群体。
本书尝试着对西方左翼剧学理论，主要是 1950 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左翼的剧学理论发展的思想风貌与价值祈向展开初步的描述与探究。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还有必要对何谓“左翼”与何谓“左翼剧学理论”先做一番概念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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