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学史 精装

一部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社会学的历史。 

1. 对19-20世纪之交俄国社会学史的全面呈现。梅杜舍夫斯基教授考察了19世纪到20世纪初俄国社会学演进的各个阶段，将俄国社会学置于当时社会斗争之中加以考察，展现其深刻影响力。
2. 反映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本书俄语版初版于1993年，中译本是根据2015年出版的第二版翻译过来的，梅杜舍夫斯基教授基于新档案资料和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修订而成，反映了该领域最新研究成果。
3. 展现俄国社会学家的思想。梅杜舍夫斯基教授重点关注俄国社会学主要思想流派及其杰出代表人物，如契切林、卡韦林、穆罗姆采夫、科瓦列夫斯基、巴甫洛夫–西尔万斯基、米留可夫、彼得拉日茨基、卡列耶夫等，展现俄国思想家的创作遗产。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梅杜舍夫斯基，俄罗斯哲学博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教授，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俄罗斯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苏联历史研究权威学术刊物《祖国史》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俄罗斯宪政史、法律思想史、政治制度与国家转型、社会历史学与比较历史研究等。著有《政治社会学与历史》（1991）、《民主与威权主义：比较视野下的俄国立宪主义》（1998）、《俄国社会学史》（1993年初版，2015年第二版）、《18世纪至21世纪初俄国土地改革》（2005）、《与时代对话：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立宪主义者》（2010）、《俄国革命的政治历史：20世纪的规范、制度、社会动员形式》（2017）等。
程红泽，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所研究员，黑龙江省俄罗斯经济专业技术领军人才梯队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为俄罗斯社会、经济与文化，中俄区域合作等。著有《哈尔滨犹太家族史》（2011）、《东方诺亚方舟——犹太人在中国哈尔滨历史文化研究》（2014）、《俄罗斯远东人口结构问题研究》（2014）、《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跨境产业合作研究》（2025）、《俄罗斯能源战略演变与中俄能源合作》（2025）等。主持国家及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项，成果先后获省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本书考察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社会学发展的各个时期，揭示其在俄国社会斗争中的作用以及对国际社会学的影响。作者重点关注俄国社会学主要思想流派及其杰出代表人物，如Б. Н. 契切林、К. Д. 卡韦林、С. А. 穆罗姆采夫、М. М. 科瓦列夫斯基、Н. П. 巴甫洛夫-西尔万斯基、П. Н. 米留可夫、Л. И. 彼得拉日茨基、Н. И. 卡列耶夫等，基于他们及其他俄国思想家的创作遗产、新档案资料以及当代西方研究成果，通过研究俄国社会学哲学基础的演变，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特学科的确立，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形成，以及社会学与政治过程的互动，展现了俄国社会学的起源与演变。
本书对俄国社会学史的研究，既可以直观地了解20世纪初俄国社会学思想在其最鼎盛时期所达到的水平，又能为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学理论提供机会，还证明了在高等教育中广泛研究和教授俄国社会学史的必要性。 

绪论
第一部分　俄国社会学哲学基础的演变
第一章  国家学派及其社会学思想——Б. Н. 契切林、К. Д. 卡韦林、А. Д. 格拉多夫斯基
第二章  社会学理论原则的变化——С. А. 穆罗姆采夫、Н. М. 科尔库诺夫、В. И. 谢尔盖耶维奇
第三章  社会学发展的社会根源
第二部分　其他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学
第四章  社会学方法的探索——M. M. 科瓦列夫斯基
第五章  社会学与史学——Н. И. 卡列耶夫、В. О. 克柳切夫斯基
第六章  社会进程的规律性——Н. П. 巴甫洛夫–西尔万斯基
第三部分　社会学与政治学
第七章  政治、道德与法律——Л. И. 彼得拉日茨基、М. Я. 奥斯特罗戈尔斯基
第八章  俄国历史进程中的改革与革命——П. Н. 米留可夫
第九章  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创建——П. А. 索罗金
结语

绪  论
关于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意义与重要性，可论者甚多。相关学术著作层出不穷，讨论亦从未间断。与此同时，还不能确切地说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及方法已得到准确界定，也不能说其自身已深深融入我们生活的实践。仅凭以下事实便足以证明这一点：就在不久前，我们内部仍会争论这样一门科学是否确有必要，它与哲学，特别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有何区别；倘若存在区别，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特殊性又体现在何处。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以真正科学的方式发展社会学问题，更不用说在高等学府进行社会学教学。
与此同时，奥古斯特·孔德在19世纪中叶开创的社会学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得以继续发展，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如果没有现代社会学理论（以一些重要的科学趋势和流派为代表）的支持，以及相关的具体社会学观察项目（其数据借助最新计算机技术进行处理），如今就无法提出任何重大的社会举措。可以肯定的是，社会学研究在商业、社会结构及其职能运作、政治进程、权力和决策构成中被广泛应用。社会学已被普遍纳入高等院校的教学计划，并成为最受欢迎的学科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法学），并且对其发展和传播不遗余力。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包括哲学、史学、政治经济学、民族学、法学在内的其他所有社会学科与社会学的趋同甚至相融，每一门学科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了一个共同的“社会学化”过程。事实上，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皮季里姆·索罗金、塔尔科特·帕森斯等著名学者的名字，不仅出现在纯粹的社会学文献中，也同样见于诸多哲学、法学、史学著述。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社会学排挤乃至取代其他科学。恰恰相反，社会学的发展并不是与其他具体人类科学领域发展背道而驰的，解读与综合这些领域恰恰是社会学的主要任务。
在这里，我们要谈谈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及方法这一重要问题。对其进行论证，实质上就是确立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同时在两者之间划定界限。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上述问题都是激烈争论的主题。例如，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学无非对其他具体科学成就的简单综括，其他科学是通过直接观察现实生活中的事实来积累素材的。基于这种理由，社会学被普遍否定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这种观点具体表现为试图将社会学与法学、心理学、民族学、经济学、史学，甚至是生物学等其他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等同起来。因此，社会学中的各种流派和趋势就是这样出现的，并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存在，它们将社会学的进一步存在与人类活动的这一或那一领域、社会存在的这一或那一因素的发展联系起来，而这样的因素被认为是决定性的和支配性的，影响其他所有领域。很显然，这种方法的任何具体表现形式在其产生之初就引起反对者的强烈反对，每个反对者都能提出与令人信服的反驳和与拟议纲要不符的事实。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观点的出现，特别是在社会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具有一定客观基础，这是所有社会科学发展过渡时期出现的最主要共性问题。社会学奠基人奥古斯特·孔德将人类进步定义为知识的发展并非偶然，这种发展分三个阶段，从神学阶段到形而上学阶段，再从它们到实证（即真正科学的、真实的）阶段。奠定社会学基础以及形成社会学方法的时期是从形而上学向实证主义过渡的时期，其间伴随着社会科学方法论基础的重大转变。一方面摒弃了形而上学的整体体系，另一方面也摒弃了以前的哲学传统（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所特有的单一宇宙观，与此同时，科学还没有形成新的整体概念，将社会视为具有其内在联系及矛盾的统一体系。因此，社会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只能宣称创立了这样一种共同观点，而实际真正研究的只是个体因素、社会结构和制度、它们的等级和相互影响程度。在整体观点暂时缺失的条件下，社会学显然无法在短时间内为自己设定其他目标。
另一种社会学观点也可以追溯到奥古斯特·孔德、赫伯特·斯宾塞和斯图亚特·穆勒，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康德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基础。它首先从德国学者，特别是威廉·狄尔泰、亨里希·李凯尔特和威廉·文德尔班的著作中获得了哲学基础，这些学者的思想定义了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概念，它与构成社会学基础的所有科学学科（及其每个学科分支）有着质的区别。根据这一学说，所有科学根据其研究对象可划分为两大类——通则式与个性叙述式。第一类学科包括研究有规律过程和现象的学科。这些学科的目的是在各种重复性、典型性、统一性的表象背后寻找规律性，根据经济学思维原则将它们简化为数学表达的简单公式，并可以通过经验验证。第二类是学科包括那些研究不可重复、个体化现象（因此得名）的学科，这些现象在其发展过程中不遵循任何特定规律，因此也不能以公式形式表达。由于其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此类学科必须在描述现象而不是分析其发展模式的层面上开展工作。这些学科包括生物学、地质学，涉及社会层面的所有或几乎所有学科，特别是历史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通则式与个性叙述式的学术对比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孔德已知观点的改进。孔德在对科学进行分类时，将科学分为抽象科学和具体科学，将作为综合性科学的社会学与史学这种具体的经验主义科学进行了对比，其任务是收集事实以便进一步概括总结。
在此基础上两类科学概念的形成过程是截然不同的。在通则式科学中，概念以公式的形式呈现，反映了某类现象的普遍属性；而在个性叙述式科学中，概念则是一种研究性建构——即“理想类型”，它只能或多或少地趋近真实，却无法完全表达真实。“理想类型”的目的并非表达某一现象或过程的全部，而仅在于呈现其最普遍、最典型的特征。因此，作为研究构造的结果，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相对于数学公式而言）主观性，与其说是认知的结果，不如说是认知的手段。
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在理想类型分析法基础上形成的新社会学视角应该是怎样的。按照这种理解，社会学首先要成为一门综合科学。在这一科学传统框架下，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学科，社会学在20世纪初已经相当清晰地确定了其作为独立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关于这方面的争论以及埃米尔·涂尔干、格奥尔格·齐美尔，特别是马克斯·韦伯关于这些问题的著述，创建了我们现在称之为社会学方法的哲学基础和原则。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意义在于（以其他科学的数据为基础，这些数据具有个别性）建构出这样一些理想类型或现象模式，概括它们最显著的特征，阐明它们之间的持续联系和相互关系，并解决它们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连续性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谈论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因为现代社会学作为一门主要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科学，正是沿着这一传统学术轨迹找到了自身的理论基础。但这并不排除马克思主义思想对社会学的某些领域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在直接研究社会和阶级矛盾、革命进程、意识形态问题等领域，例如，冲突社会学研究的是当代现实中的关键问题。无论如何，人们对相关学术问题的兴趣有所增加，它越来越成为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思考的焦点。
因此，尽管其分支和学派存在多样性，现代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已经完全确定其地位和意义。社会学从一门不久前尚受质疑的学科，很快变成了现代科学思想和实践的主要方向之一。社会学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人文科学之一，将社会视为一个完整体系，研究其各个机构、社会阶层或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学理论方向是研究社会结构及其运作机制；经验性的实证研究为社会学提供了关于社会现象的事实材料，以预测其发展。
社会学产生于19世纪的其他人文科学当中，通过其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与其他人文科学密切相关。只有在史学、政治经济学、民族学、心理学、哲学以及近现代社会（尤其是政治）实践中完善了人类与社会的概念思想和具体数据之后，社会学才有可能成为一门独特的科学。
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学史无疑是世界学术的一部分，尤为重要的是，当时俄国学者与西方学者之间的思想交流是在畅行无阻、自然而然和遵循本性的状态下进行的。与此同时，俄国的历史进程决定了一系列特殊性的存在，影响到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社会学发展的最重要方向及特点的形成。这与俄国人文主义思想的特殊性相关，这些特征包括：追求整体的历史发展哲学概念，在比较其他国家历史的背景下研究历史一般性问题和俄国历史具体问题，对比较俄国和西方的明确需求，以及社会科学的高度政治化，及其与现实政治和政治活动的紧密联系。
俄国思想家对社会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既是哲学家，又是史学和法学领域的专家，也是政治家。他们在某个领域的活动都会丰富其他领域，因此，俄国社会学家的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独一无二的综合体。俄国社会学史的这些特征决定了本书的结构，追溯俄国社会学的三大特色，即哲学基础演变、与当时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社会学与政治。根据这些方向，本书分析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国社会思想家的社会学观点，这些学者著作中的哲学、科学和政治观点形成了统一整体。哲学与历史法概念之间的联系是初代俄国社会学家（国家学派代表）的特色，在随后一代俄国社会学家观点中，学术观点与政治活动之间的联系则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决定了学界兴趣的主要方向，即作为社会学分支的政治科学或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