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巴西：若热•亚马多与巴西民族身份构建 平装

认识亚马多通过文学塑造的巴西，窥见拉美民族与文化精神的一隅
编辑推荐：
从亚马多的作品，去看巴西的民族特质，这是亚马多展示的艺术价值，但也是其对巴西的现实的记录。他所挑选的描述的创造的，获得了巴西民众的普遍认同，也构成了我们对巴西的印象。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樊星， 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葡萄牙语专业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巴西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巴西文学，在《外国文学评论》等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译著七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

若热•亚马多是巴西经典作家，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名，也是我国迄今为止译介最多的拉美作家，对于巴西身份塑造及巴西形象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书将亚马多作品放置于巴西历史语境之中，强调其在记录现实的同时，有意识地发掘巴西民俗传统，不断构建起新的巴西文化身份，并以此来应对巴西各阶段的社会需求。全书分为如下几个部分：1.亚马多文坛评价及文献综述；2.亚马多笔下的巴西：“西方”或“亚非拉”；3.亚马多式的混血女郎与巴西式的“种族民主”；4.巴西狂欢精神与亚马多的狂欢化写作；5.亚马多对“巴西身份”的解构与重塑；6.结论：亚马多70年创作历程与巴西民族身份建构过程回顾。

前言
绪论　其国•其人•其作
从见证者到建设者
闻名世界的“区域主义”作家
职业写作与“人民小说”
“书写巴西生活的最强音”
第一章　从西方到第三世界
欧洲阴影下的《狂欢节之国》
《汗水》浇灌的《可可》与阶级意识的诞生  
第二章　城乡叙事中的诗与史
黑人、穷人、流浪汉：桑巴谱奏下的城镇史诗
地主、财阀、逃荒者：历史演绎中的乡村传奇
第三章　非黑非白的“混血面孔”
“黑人性”与“混血性”之争
《奇迹之篷》：混血视角下的平权之路
《干亲家奥贡》：神人同乐的“宗教混融”
第四章　流氓与狂欢
属于谁的狂欢节？
《金卡斯的两次死亡》：僭越与逆写
《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冲突与调和
第五章　超越性别的女人
象征“人民”的加布里埃拉
厌倦斗争的特蕾莎：塑造女神的两种方式
衣锦还乡的季叶塔：从女神降临到光环退却
第六章　瞄准民族建设的“阴暗面”
《大埋伏》的建设与乌托邦的覆灭
《圣女消失》中的奇迹与现实
余论　于“差异”中建构“认同”
参考文献
附录一　若热•亚马多生平及创作年表
附录二　若热•亚马多中译本目录

余论　于“差异”中建构“认同”
在《大埋伏》问世的同年年底，巴西作家、学者以及亚马多的研究者爱德华多·波尔泰拉（Eduardo Portella）在《巴西报》（Jornal do Brasil）上发表《民族不同》（“A diferença nacional”）一文，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包容的国家。在波尔泰拉看来，此前的巴西总希望以一劳永逸的完美方式，去达成某种单向度的民族认同，导致无论右翼政权还是左翼民粹，都曾采用激进的手段来推动改革，并不断引发社会动荡。然而现实却是，只有学会接纳“不同”，才能建立起有效的民族“认同”，因为真正“威胁（民族）身份认同的是拟象，而非异质”。
站在1984年的时间节点来看，此番论述丝毫不让人意外。一方面，巴西的民主化进程刚刚起步，需要一种更加宽松包容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20世纪下半叶在欧美逐渐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也正悄然进入巴西，为军政府时期受到压抑的弱势群体提供了一个发声的出口。甚至可以说，当亚马多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大埋伏》与《圣女消失》时，之所以会用大量篇幅描写黎巴嫩的初代移民法都尔，允许马内拉的男友米洛保留“黑人力量”风格的发型，也是有意在统一的巴西混血身份之上，赋予每个巴西人更多的个性选择。
然而，这一转向绝不意味着否认亚马多此前50年的创作价值，反而恰恰说明了其写作的重要性。因为正是在巴西历史现实的无数矛盾与“不同”之中，亚马多发现了构建民族“认同”的密码，其关键词便在于“融合”。通过混血文化减少种族对抗，用“人人都是混血儿”的口号将不同肤色的巴西人团结起来；依靠宗教综摄缓和不同教义间的冲突，将天主教圣徒与坎东布雷神祇一同祭拜；利用狂欢精神消解等级秩序，在嬉笑怒骂间发泄不满；借助人际关系调和价值冲突，用和平斡旋代替武装对抗。更重要的是，凭借对巴西民俗文化与历史传统的深入挖掘，这种以混血、狂欢与非暴力抗争为特点的身份特质早已受到巴西与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坚实有效的国家身份存在，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才能够放心地宣扬对“民族不同”的接纳。
明确了这一点之后，我们或许可以尝试回答本书开篇所涉及的两个问题：如何理解汤姆·若宾口中那个“不适合初学者”的巴西，以及如何处理阅读亚马多时所带来的种种矛盾感。事实上，这并非两个问题，而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切面，因为它们都源自于一种心态，希望用一种简单轻松的方式把握巴西民族的本质。正如无论是坚定的“巴西黑”还是“巴西吹”，似乎都只能看到巴西复杂现实的一个面向一样，对亚马多的讨论也常常衍变为立场之争。仿佛赞颂了混血文化，就必然要无视种族歧视；承认了巴西狂欢精神，就必须要否认存在等级意识；自诩为无神论者，便绝不能参加宗教活动；但上述这些非此即彼的观点却丝毫没有考虑到，巴西的特殊性其实正体现在这种矛盾的共存之中。
而亚马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当之无愧的巴西书写者，不仅在于他找到了一种整合上述矛盾、直抵巴西精神的途径，也同样在于他向读者展示了所谓精神内核绝非凭空产生，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化过程。本书按照创作主题划分的6个章节，其实也恰好呼应了亚马多的几个创作阶段。具体来说，在其写作生涯最初的15年间，亚马多先是通过对底层社会的书写，将巴西的国家认同从“西方”转向了“第三世界”，进而借助民歌民谣与神话传说，塑造出迥异于欧洲的城乡形态与文化特色。在1959—1969年的10年中，“混血”与“狂欢”成为亚马多书写的关键词，既为巴西内部的社会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法，也奠定了巴西在国际社会上的正面形象。到了政治氛围最为压抑的20世纪70年代，女性人物则一跃成为亚马多创作的中心，在避免矛盾激化的同时，展现出弱势一方的反抗力量。而当“再民主化”进程开启之后，亚马多创作了最后两部长篇小说，从城镇与乡村两个维度总结了此前创作，并委婉地指出了巴西所面临的旧问题与新挑战。
由此可见，亚马多的文学创作与巴西的社会发展是深深嵌套在一起的，因此只有将亚马多作品放置在产生的历史语境之下，我们才可能正确评估其价值。亚马多不仅是小说家，还承担起了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甚至政治家的角色。但他的小说又绝非是披着文学外衣的社科著作，因为他用文学的笔触捕捉到了学者与政客难以描摹的骨血与灵魂，并据此创造出一系列巴西文学史上光辉璀璨的人物。正是在这种科学与诗意、现实与想象的结合之下，亚马多为曾经困境重重的巴西找到了民族建设的出路，使这个南美大国能够直面殖民主义、父权思想与奴隶制度的沉重历史，尽一切可能将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与不同阶层的巴西人凝聚起来，共同抵抗制度性的不公，以建设一个更为平等和谐的国度。
可惜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无论巴西文坛还是巴西社会，似乎都有些淡忘了亚马多曾积极开辟的这条“融合”之路。如果说，在再民主化进程开启之前，巴西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于独裁强权对于广大人民的钳制，那么当民选政府上台之后，被放置在聚光灯下的就变成了巴西民众之间的冲突。贫富差距过大、枪支武器泛滥、毒枭团伙聚集，种种原因导致城市中产与贫民窟居民之间的敌意不断扩大，除了毒枭罪犯一方的烧杀抢掠之外，还爆发了许多军队警察针对囚徒或贫民的暴力事件，如圣保罗的卡兰迪鲁监狱大屠杀（Massacre do Carandiru, 1992年）、里约热内卢的坎德拉利亚教堂屠杀（Chacina da Candelária, 1993年）与“副主教”贫民窟屠杀（Chacina de Vigário Geral, 1993年）等。
相应的，在文学创作上，亚马多式的斡旋抗议也逐渐被一种更加直白的暴力书写所取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保罗·林斯（Paulo Lins）1997年出版的《上帝之城》（Cidade de Deus）。这部聚焦贫民窟罪恶生活的小说因电影改编而风靡全球，也在巴西掀起了一股“边缘文学”写作的热潮。在里约州立大学教授若昂·塞萨尔·卡斯特罗·罗沙（João César de Castro Rocha）看来，这意味着安东尼奥·坎迪多在1970年提出的《流氓性的辩证法》正逐渐让位于一种“边缘性的辩证法”（dialética da marginalidade），而后者最重要的表现便是拒绝社会和解，致力于通过对苦难及暴力的描绘，明确展示出不同社会团体间的对立与冲突。除了阶级冲突之外，黑人、女性、性少数群体以及其他各类弱势群体的平权运动也纷纷影响到了巴西作家的创作。
然而，这种聚焦对立的写作却未能帮助边缘群体更好地融入巴西社会。尽管目的在于揭示不公，但拒绝和解的强力批判与无差别攻击不仅没有使普通大众对贫民窟居民产生共情，反而催生出更多的恐惧与愤怒。仿佛只要走上巴西街头，就随时可能被流弹击中，而当身边出现一个或几个衣着随意的黑人后裔时，这种不安的感觉还会更加强烈。另一方面，弱势群体的行动也越来越故步自封，他们也常常拒绝其他团体的帮助，甚至将任何可能的协作都视为软弱。与此同时，身份的划定也变得愈发细致，黑人女性、黑人男性、白人女性，再加上混血人种和跨性别者，似乎每个人都需要先对号入座，再提出自己的权利诉求。
在当前这个社会撕裂不断加剧的时刻，阅读若热·亚马多也显示出特殊的意义。尽管其文字带有些许理想主义的天真，但他确实从巴西找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案，因为这种方案本就源自于历史本身。巴西特有的发展脉络使它很早便掌握了杂糅共存的智慧，各种族间不断的混居通婚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巴西混血儿，并进一步造就了不同文化与信仰的交融。独立之后，为了实现与前宗主国的切割，巴西帝国一面主动引入法国文化，一面努力发掘印第安传统。圣保罗的现代主义者们积极推进“食人主义”思想，也是为了找到一种新的融合手段。直到20世纪中叶，还能在那里看到桑巴与爵士结合的波萨诺瓦（Bossa Nova）音乐，以及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神学。
可以说，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文化层面，上述这些“混融”实践都对巴西社会具有极强的建设性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种融合并不意味着要满足现状，而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抗强权与压迫。承认这一点，绝不是要将巴西视为平等的天堂，也不是要消除每个人身上的身份特质，毕竟亚马多一生都在与歧视和不公做斗争，斗争的目的便是为每个人争取自由。只不过，除了非黑即白的选边站队之外，自由也意味着保持一定的模糊性与混沌感，因为没有任何人、任何团体或民族是可以仅由少数排他性的标签所定义的。而在亚马多的文学世界里，巴西是一个能够接纳包容一切身份文化的地方，只要这种身份文化愿意融入巴西，而不是分裂割据。尽管对于巴西来说，构建全然和谐的混融文化或许只是一种理想，我们却始终需要这一理想，以期在彼此的差异之中建立共同生活的可能。这也是我们依然需要亚马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