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在《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一书序言中,我曾经提到,我在该书中“对战前德国历史的描画只会是粗线条的”,因为“需要有一本专门著作对德国的战前政策加以详尽叙述”。这正是我撰写《幻觉之战:1911-1914年的德国政策》之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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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描述了1911-1914年德意志帝国的国内和对外政策,欧洲相关国家以及非欧洲国家政策对帝国政府的影响,以及既定时段内德国统治阶层的思维与意识。虽然“帝国主义”时代中所有大国的发展都存在着某些共有的特征,但建构模型是危险的,因为这会低估诸多历史资料当中存在的差异,且会以社会科学和政治逻辑分类对真实的历史进程进行削足适履。德国的故事必须单独深究,因为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德意志帝国的发展便呈现出自身的鲜明特色并处于持续的躁动之中。这个急速发展起来的工业国家一直承受着古旧的君主制和封建结构同新兴的资产阶级商业结构间的紧张关系;在容克和重工业界组成的联盟的压力下,国内社会问题至一战前一直相当棘手。而当德国最终开始参与世界贸易并采取“世界政策”时,它所面对的形势也极其不利:此时,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各个大国瓜分完毕。
本书希望能够对研究德意志帝国自俾斯麦时代后期以来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连续性问题有所贡献。它展示了德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进步与其提出的政治主张在一段连续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1905年危机极大加速而非推迟了这一进程---然而赫茨菲尔德却认为德国的世界政策在战前那些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修正。事实可能证明,最迟在1911年前后,一种新的种族民族主义在德国国内得以出现,并威胁要打乱传统的官僚结构和威权秩序。
我同样可以证明,德国国内各经济部门与帝国政府间确实存在大量合作,而这种合作正是塑造德国对外行动和国内政策的重要因素。虽然帝国官僚机构一向自称“地位超然”,但德国某些社会群体甚至能够强迫上层官僚机构做出一般只由它才能做出的决定。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德国政府和君主在社会问题上的立场值得关注。而这个角度又使“议会化”及“民主化”问题具有了现实意义,后两者无疑主导了1912年后的辩论。时任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提出的所谓“对角线政策”就充分表明,德国政府的决策绝非制定于真空当中,而是被迫考虑具体的社会因素和情势的结果。
这将我们带回了“国内政策优先”的问题。帝国的统治阶层希望其帝国主义对外政策获得成功,从而巩固自身在国内的地位,他们甚至渴望一场能解决国内日趋严重的社会紧张的战争,通过用一场大战将平民大众裹挟其中,那些迄今置身其外的人群将被融入君主制国家当中。(贝特曼·霍尔维格的警告,即战争最终会导致他不想看到的民主化,只是确证了这种看法的传播有多广泛。)从各个角度观察均可发现,早在1912年德国国内便展露出一场社会危机的征兆。除国内因素之外,军事反应亦是1914年德国政府做出开战决定的重要根源,而军事反应反过来又取决于经济和政治目标。所有这些因素,政府都必须予以考虑,就皇帝和民众而言,还有心理因素。如果能审视所有这些因素,是能够在德国的战前目标和战时目标之间发现清晰的连贯性的。驱策帝国领导层在1897年开启“世界政策”及其国内政策组成部分的动力,到1914年都一直在发挥作用,那时的希望是建设“大德意志”,并保持保守体制。1897年的幻觉正是1914年错觉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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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茨·费舍尔
1969年8月于汉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