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价：¥598.00
葛兆光教授学术奠基之作《中国思想史》全新修订版本
展现新资料、新发现，呈现一个全新版本的《中国思想史》
1．《中国思想史》是葛兆光教授学术奠基之作，它改变了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征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
2．本次我馆出版的修订本，是作者时隔25年后精心修订而成的全新版本，作者大幅度删减文字、改订结构、修订正文、增加补注、规范注释，使得这一个全新修订本体现了作者自初版25年来的治学进展，以及21世纪以来思想史方面的新资料、新发现，是为治思想史者必备的著作。
3．本书前两个版本，已成思想、历史等学科的研究者必备之书，销量也已近十万。本次我馆出版作者倾力修订的这一全新版本，相信也将成为对思想史感兴趣的读者们手头必备好书。
4．本书为皮面精装，竹节书脊，大开本，双色印刷，装帧华丽，排版疏朗，堪为收藏之必选。
《中国思想史——1895年以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修订本）》为葛兆光教授学术奠基之作《中国思想史》的全新修订版本，本书为特装珍藏本。本书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研究与描述。作者改变了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征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目的是理解和说明今天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的。
本书是作者时隔25年后精心修订而成的全新版本，作者大幅度删减文字、改订结构、修订正文、增加补注、规范注释，使得这一个全新修订本体现了作者自初版25年来的治学进展，以及21世纪以来思想史方面的新资料、新发现，是为治思想史者必备的著作。
这部《中国思想史》最初是两卷本，1998年、2000年分别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还记得2000年在比利时鲁汶的寓所里，写完第二卷最后一个字的情形：那是秋冬之际的一个黄昏，关上电脑，站起来看看窗外，满天飒飒而落的黄叶铺满了整个庭院。
那时候，我刚到知天命之年。没想到时间过得那么快，居然二十多年一下子就过去了。据出版社说，这部书，包括先出版的两卷本和后来分成导论与正文两卷的三卷本，已经印刷七万至八万套，也有了英文版和韩文版。国内外学界的各种评论，包括英文、法文、日文、韩文和中文的评论，也有近七十篇。二十多年里，不仅外界时势变幻，学术日进，自己也阅历渐多，自觉略有寸进，我觉得是时候重新审视这部旧作了。于是，在2021年底，终于下定决心，进行一次全面修订。
如今再回头翻看修订记录，居然断断续续花了一年多时间。略有安慰的是，在重新审视、删改和修订的过程中，我发现，尽管二十多年过去了，各种各样的新资料和新论述不断出现，但我对中国思想史的价值判断、叙述立场和基本脉络，似乎仍然站得住。所以，这次尽管是“全面修订”，却没有“伤筋动骨”。
修订的内容，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1. 文字的删减
虽说这次修订没有“伤筋动骨”，但还是略为“减肥瘦身”。二十年中，曾有读者批评原书叙述较为烦琐与冗长，插入的议论和旁白也较多，全书达一百二十万字，实在太厚太繁。我同意这个批评，毕竟，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论著，经历了风风雨雨、时势动荡之后，我们这一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道的学人，总有很多透过历史看现实的感慨，也想借思想史来阐发。不过，过多的议论也确实影响了叙述的清晰和简明。尤其是当时大规模翻检各种史料，也有一些他人很少引用的文献，多少有些敝帚自珍，舍不得痛快砍去。所以，现在经过修订的正文，我删去了差不多十四万字，也就是减去大约十分之一的篇幅（当然，某些地方也有增补），目的是让背景介绍、脉络叙述和思想分析显得更加清晰一些。
2. 结构的改动
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导论》，修订本的《导论（上）》增加了“道统、系谱与历史”。这是有关思想史研究本身的学术史，也就是说明现代中国的各种思想史，它的基本脉络是如何糅合了古代儒家的道统说、近代西方的哲学史结构和马克思主义历史论述三个来源而成的？它会带来什么问题？现在的思想史写作应当如何避免这些问题？同时，《导论（下）》增加了最后的“结语”，为的是说明这部思想史对时代划分的一些想法，也增加了2000年初版没有的（2013年三卷本中有）“思想史研究中的加法与减法”和“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删去了初版中原有的“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和三卷本中增加的“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因为“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一节可以兼容这部分内容。另一方面是正文部分，特别是后半部分的内容有一点结构调整。比较重要的是：第六编重新改写了一个“引言——有鉴于内外：宋初思想的背景”，而把原来的“引言——理学诞生前夜的中国”加以大幅增补之后，改为第一节；原本第七编中的“晚清对中国传统资源的重新发现和诠释”分为“经学”、“诸子学”和“佛学”三节，现在大幅删节后合并为一节，目的是让眉目更简明一些；最后，原本“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一节，现在我把它单独列出，作为全书的《尾声》，是为了表明1895年之后中国思想史的重新出发，乃是一大事因缘。虽然我无法再写第三卷，即《1895年至1989年的中国思想世界》，但后世的种种思想走向，其实在1895年已经初显端倪。
3. 正文的修订
在长达一年多的修订中，最花时间和力气的，当然是正文的修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四五十岁的我和七十多岁的我，不仅文风有变化，而且想法也有变化。其中变化之一，是越来越想把“流畅”和“清晰”当作写作理想，而省去使表述生涩深奥的“繁复”和“华丽”。因此，这一年多的修订中，删掉十几万字，大幅改动正文表述，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如果看我修订用的word电子文本，上面几乎是“满纸飘红”。我希望修订后的正文，会比二十多年前的旧版，看上去更明白、更省力些。
4. 补注的添加
二十多年过去，新资料不断涌现，新论著也不断出版。英文版的翻译者杜迈可（Michael S. Duke）和丘慧芬（Josephine Chiu-Duke）曾经在英译本序言里说道：因为这是二十一世纪以前出版的旧著作，因此没能使用2000年之后的新资料，多少有些遗憾。特别是这些年，我的研究重心转向历史中的亚洲和中国，因此，平时不太注意思想史方面的新发现和新进展。不过，在目力所及处，我还是尽量把我觉得值得介绍的资料补充进来。例如，从当初撰写时已经看到但还没有发表的郭店楚简、上博楚简，一直到最近公布的北大简、清华简，我尽量努力引入；当然，2000年之后的这二十年间，我陆陆续续看到国内外有关思想史的学术论著，若有涉及更好理解中国思想史的地方，我也随手做了些注释和说明，以期增加对思想史的理解，也作为读者进阶阅读之索引。因此，全书便添加了数百条长长短短的【补注】。
5. 注释的规范
这一点无须多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写作这部《中国思想史》的时候，条件远不如现在。辗转在国内外各个图书馆中抄录资料，往往版本不一，页码不一。尽管在当时中国出版的各种著作中，我自觉还算做得相对规范，但仍有引用同一图书不同版本，引用文献未能使用最佳版本，注释中出版地、页码未能注明等问题。这次我对全部注释引用的文献做了规范处理。
修订这部《中国思想史》的一年多时间里，经历过、看到过、想到过的实在太多太多，不宜写在这篇《修订说明》中，有些话不说也罢。这里，只是把具体修订工作的五个方面，该交代的，一一交代如上。
葛兆光
2023年2月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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