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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莎翁的优美诗句中，探寻美善与人性
1.全景勾勒：莎士比亚的诗歌创作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可以说，莎士比亚仅凭他的诗歌创作，也足以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与诗歌翻译并举的，是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研究，朱生豪、方平、梁实秋等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既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不同的译本，也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素材。本书集选中国莎士比亚诗歌研究及翻译研究领域的学术文章，分为莎士比亚诗歌总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研究、莎士比亚长诗及杂诗研究、莎士比亚诗歌翻译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翻译研究五个专题，勾勒一幅中国莎士比亚诗歌及翻译研究的全景图。
2.视角多元：本书收入的32篇文章都经过精心挑选，具有典型性，能从中看到各位作者的洞见和深入解读。文章作者包括诗人、翻译家梁宗岱、屠岸等，英语文学名家杨周翰、王佐良等，以及新生代英语文学学者们，他们从不同视角、不同主题切入莎士比亚诗歌及翻译研究，涉及美学、语言学、历史学、拓扑学等不同学科，每篇文章都有自己独特的角度，标志着学者们阅读莎士比亚所取得的收获，也为来者提供了值得借鉴和可以引起再思考的启发点。
莎士比亚的诗歌包括154首十四行诗、两首长诗及其他杂诗，它们兼备了欧洲大陆以及英国本土的诗歌传统的精华，又能独树一帜，以其高超的语言技巧和深邃的思想内涵世代流传。莎士比亚诗歌在我国的翻译、欣赏和研究成为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重要方面。同时，对于中国莎学来说，对莎士比亚诗歌、戏剧的翻译研究非常重要，中文翻译如何才更能贴近莎士比亚原作的精神内核，更好地展现作品风貌，是翻译家、研究者们非常看重的话题。本文集荟萃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莎士比亚诗歌研究及翻译研究的代表成果，精心集选30余篇文章，这些文章既有益于推进莎士比亚诗歌及莎士比亚作品翻译的研究，也有助于普通读者对于莎士比亚作品和其不同中文翻译版本的欣赏。
16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处于新兴阶段，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它和封建势力的力量对比还很悬殊，它要求有一个和平环境来发展自己，莎士比亚的作品正是反映了这种要求。这时，资产阶级既有反对封建特权的一面，又因力量还微弱而有和封建贵族妥协的一面。在政治上，它希望在封建政权的体系之内，进行改造，拥护君主，打击诸侯。因此，攸利西斯把君主比作太阳，统帅群星，使它们能按轨道运行。这里不须要叙述莎士比亚的全部政治观点，只须指明莎士比亚不是彻底反对封建贵族的。这一点，把他和密尔顿的言论比较一下，便更明显了。17世纪中叶，在农民反封建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资产阶级在运动的推动下，对封建贵族的反抗性就表现得比较激烈，以至敢于杀掉国王的头。莎士比亚对君主以及贵族中某些人物还是寄予希望的。这一点对了解并正确评价莎士比亚诗歌，以及戏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莎士比亚认为，如果社会上层（比如贵族）某些个别人物能变得好，通过他们使社会秩序得到整顿，人的聪明才智便能获得发展。也就是说，他想通过培养一种“新人”，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并且相信这种“新人”是能够通过道德改善的途径培养出来的。他的这种信心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其依据。他认为人性中存在着善和恶的因素，一般说来，就连最坏的，像理査三世、克劳迪斯、甚至牙戈都有一星一点的“良心”，都有自惭形秽的顷刻（《奥塞罗》第5幕，第1场，19行）。莎士比亚看到在封建、资本主义社会大量的恶存在着，“任何事不可能十全十美，总受到某种不纯的东西的玷污”（《鲁克丽丝》848—849行），但他看不出恶的社会原因和恶的本质。他以为恶归根结底是放纵情欲的结果。情欲必须受理性的调节，哈姆雷特对他的学友霍拉旭说：“血性（情欲）和判断（理性）高度调和的人是最有福的人，命运女神就不会把他们当一管笛子，随意吹出她所愿吹的调子”（第3幕，第2场，70行以下）。情欲和理性任何一者走向极端必然导致灾难，最少也是可笑的，如福尔斯塔夫或《爱的徒劳》中的庇隆。调节理性和情欲就能获得善，完成人的道德改善过程。身受恶的灾害的人应当采取谅解与和解的态度；作恶的人应当悔悟。
莎士比亚幻想不通过斗争来推动历史。他希望本阶级发展而不附带本阶级发展中所必然带来的罪恶。事实上，16世纪英国现实和他的理想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莎士比亚的全部创作就是揭示并企图解决这一矛盾。凡是解决了矛盾的作品都具有幻想或空想的性质。《威尼斯商人》中的鲍细霞解决了矛盾，但连资产阶级学者也都看出这种人物“离日常生活的世界太遥远了，这种人不大有可能重访这世界“。莎士比亚有时索兴用神话人物或巫术来解决矛盾，如《仲夏夜之梦》中的仙王，《暴风雨》中的普洛斯丕洛。只有在莎士比亚比较清醒的时候，才认识到矛盾不能解决，而写出了成就较大的悲剧。由于他不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无法解释何以矛盾，而归之于“机缘”“机遇”乃至“天命”，从而有时产生悲观绝望的情绪。但在他的全部作品中，理想的成分依然占着主导地位。
莎士比亚的诗歌主要是抒发他的理想。他的诗歌的读者对象是贵族和社会上层，他把理想寄托在这些人物身上。这里应当补充说明，这种贵族已非旧式封建贵族而是伊利莎白朝廷中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或新贵族。他以这种人物为自己的理想人物，根据他们来塑造“新人”的形象。这种塑造“新人”的企图和当时英国和欧洲大量出现的教育论著和文学作品的趋向是一致的，都体现了资产阶级在新兴阶段培养符合本阶级需要的“新人”的要求。莎士比亚在诗歌中所歌颂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只限于个人，没有象在戏剧中直接触及“人”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问题，但在莎士比亚看来，民族、国家、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根本还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而不是阶级的关系，个人关系处理好，他认为就能从根本上影响了民族国家的生活。只不过莎士比亚在诗歌中，主要在《十四行诗集》中，所歌颂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不是象在戏剧里从剧作家第三者的角度客观地叙述描写的，而是以自己为一方，以诗中的对象为另一方，用主观抒情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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