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研究（第二辑）：区域研究与世界文明史的演进 文明研究

基于文明交流互鉴，展现区域研究与世界文明史的演进。 

1. 本辑刊为学界提供了高质量的交流平台。本辑邀请陈嘉映、向荣、李永斌、陈博翼、刘峰、吴佩遥、康昊、陈在教、朱玫、张西平和陈怀宇等国内外人文学科领域知名学者撰文，反映国内文明研究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2. 范围广博，主题多元。本辑既有对文明的宏观研究，如文明的含义及其在不同领域的意义，文明史的内涵、分期与学习意义，以及从古典研究到文明交流互鉴的转变，亦有关于东亚、东南亚、非洲、美洲等地区文明相关的具体研究，还有中国文献中对他国的认识，兼顾宏观与具体，包含广泛多元的区域、方法和学科。
3. 反映区域国别研究的最新成果。本辑围绕“区域研究与世界文明史的演进”这一主题，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出发，通过深入细致的区域国别研究，揭示特定区域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文明演进轨迹、分析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及其影响、探讨区域文明对全球秩序的塑造作用，从而为解决当代国际问题提供历史智慧和文明思考。 



 

陈恒，首都师范大学特约主编；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西方城市史与城市文化。
乔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环境史、物种传播史、全球史理论。

《文明研究》由陈恒、乔瑜教授主编，是一部以世界历史、人类学、文化研究等学科为核心，融合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综合性学术辑刊。本辑主题为“区域研究与世界文明史的演进”，收入了陈嘉映、向荣、李永斌教授的特稿，陈博翼、刘峰、吴佩遥、康昊、陈在教和朱玫教授的专论，以及张西平、陈怀宇教授的评论文章。本辑既有对文明的宏观研究，如文明的含义及其在不同领域的意义，文明史的内涵、分期与学习意义，以及从古典研究到文明交流互鉴的转变，亦有关于东亚、东南亚、非洲、美洲等地区文明相关问题的具体研究，还有中国文献中对他国的认识，兼顾宏观与具体，包含广泛多元的区域、方法和学科。本辑通过深入细致的区域国别研究，揭示特定区域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文明演进轨迹、分析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及其影响、探讨区域文明对全球秩序的塑造作用，从而为解决当代国际问题提供历史智慧和文明思考。 

特稿
“文明”的伦理含义与史学含义 / 陈嘉映
世界文明史的内涵、分期及学习意义 / 向荣
从西方古典学到文明交流互鉴研究 / 李永斌
专论
从曼陀罗、尼加拉到东盟共同体：东南亚本土思想的潜力 / 陈博翼
日本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以岩波书店及其系列丛书为线索 / 刘峰
日本学界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流变探析——以日本西洋史学为中心 / 吴佩遥
战后大阪大学的亚洲研究：历程、成果与特色（1945—2000） / 康昊
韩国大学的东亚学研究机构之发展及挑战——以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为例 / 陈在教、朱玫
评论
中国历史文献中的摩洛哥 / 张西平
美国人文研究主要资助项目及其制度之一：语言学习 / 陈怀宇
约稿函

“文明”的伦理含义与史学含义（节选）
陈嘉映

一、文明的两大宗用法
汉语“文明”一语来自《周易》，“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近世学者用这个词来翻译civilization。自日本学者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之后，文明作为civilization的定译，沿用至今。“文明”这个词虽然出现得很早，但在近世之前不是常用词，现代汉语的“文明”是个移植词。
现代汉语里的“文明”一词多义，诸多含义不仅看似离散，甚至互相冲突。我们有时用地域来命名一个文明，例如西方文明、印度文明；有时从时间来命名文明，例如现代文明、古代文明。“文明”有时明显是褒义词，例如文明驾驶；有时则是中性的，例如新石器文明。
若加分疏，我们大致可得“文明”的两大宗用法。方便起见，本文分别称作伦理（学）用法和史学用法。
在前一大宗用法里，文明是一个伦理—道德观念。我们说到文明社会、文明城市、文明的言谈举止，带有明显的伦理—道德评价。众所周知，文明是一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明相对的，是野蛮、粗鲁、蛮横不讲理。文明体现在人类活动的种种层面之上，小至公共场所不事喧哗，大至以对话协商的方式而非用武力来解决国际纠纷。文明婚礼、文明驾驶、文明观赛、文明养犬，都是在伦理—道德含义上使用文明一词。用西文来表达这一含义上的文明，大致会用civilized。伦理—道德是规范性的，伦理含义上的文明也是规范性的，有一定的标准。有没有超越所有地域、时代的普世文明标准尚有争论，但人殉、虐杀妇孺之类的行为被普遍视作野蛮。根据这些标准，有些社会更加文明，有些社会更加野蛮。孔子赞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表明在孔子眼里，周代比商代文明。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里，认为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
上古族群各自把自己居住的地方视作宇宙中心，他族散落在世界的边缘。这些威廉斯所谓的“超级传统”社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每个族群，不管在外人看来生活得怎样，都为自己的生活形态感到自豪。然而，并非每个族群都认为自己是最文明的。这是因为，作为一个伦理概念，文明是一个反思性的、比较性的概念：当人们用文明观念来观照社会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单纯的自我中心。希罗多德热爱自己的希腊传统，但在他笔下，波斯之文明殊不亚于希腊，其繁荣大气甚或过之。文明，尤其现代文明，其突出特征是对自身文化的反思。福泽谕吉认为西欧北美的文明领先于日本，不是特例，古代日本人以中华文明为榜样的更不在少数。
历史学家则在另一宗含义上使用文明这个词，用它来指称一个广大时空中人类群体的总体生活形态。这种用法类似于“国家”这样的概念，国家固然有大有小，有的经济发达有的经济落后，有的文化昌明有的混乱无序，但“国家”这个概念本身并不包含这些评价性维度。中华文明、基督教文明、玛雅文明是一些并列的概念，并不含有哪一个在伦理—道德上更优越的评价。亚述帝国据传野蛮残暴，但史家说到亚述文明，一如说到波斯文明。也就是说，史学含义上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价值中立的。
然而，文明的伦理用法和史学用法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互相纠缠在一起，毕竟，两者在中文里是同一个词，也不妨说西文civilization和civilized是同一个词。由于这种纠缠，当今的文明概念隐含着巨大的张力。例如，在伦理—道德的意义上，文明可以得到提升，而在史学含义上，各个文明都是平等的，似乎无法谈论文明的进步。澄清文明的两大宗不同含义，有助于消解文明讨论中的一些困扰。

二、文明的起源
文明概念的两大宗用法之间饱含张力，这一张力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
诚如福泽谕吉注意到的，文明这样的概念是相对的或曰有所对待的。作为价值观念，文明与野蛮相对，这一点十分明显，无须赘论。人们在这一含义上描述社会生活，遂有文明社会与蛮族社会的区分。在进化史观的背景下，这一区分自然而然被用于历史：人类一开始生活在原始蒙昧的社会里，在历史的某个节点上，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这就是所谓文明起源的问题。
文明起源曾经是文明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在绪论之后的第一部就是用来讨论文明起源的。汤因比区分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所立的标准是“模仿的方向”：在原始社会里，人们模仿的对象是他们的祖辈，所以，在原始社会里，传统习惯占有统治地位，社会也因此是静止的。在文明社会里，人们模仿的对象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物，因此，社会沿着一条变化和生长的道路前进。汤因比对史学研究有巨大影响，但很少有史家采用他的标准来区分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史学界更多关注的是另外一些要素。
从西文civilization的词根来看，文明的一个要素是城市。城市之光就像文明之光，惹得乡下人艳羡，古人说，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直到今天，“城里人”仍然含有文明人之意，“乡下人”则土头土脑。今天所知最早的一个大城市是幼发拉底河畔的乌鲁克，据考，约6000年前，这座城市已有5万—10万居民，构成了苏美尔文明的核心。在我们这里，二里头遗址显示，距今3500—3800年前，这里已经有一个面积广大、形制规整的城市，很可能是一个广域国家的都城。乌鲁克和二里头可以分别被视作苏美尔文明和华夏文明的起源地。与城市相连，人们还常常提到初期文明的另一些要素，例如宫室建筑、阶级分化等等。
文字通常被学界列为文明的又一要素。“文明”这个词里有个“文”字，普通人首先会把它理解为“文字”，识文断字也跟文明/文化连到一起。文字最早也是由苏美尔人发明出来的，他们最早使用的是图画文字，大约5500—5000年前发展成为楔形文字。
考古—历史学界更广泛的共识是用青铜铸造来界定文明的起源。已知最早的青铜器是一把雕有狮子形象的大型铜刀，同样出土于苏美尔地区，铸造的时间距今约6000年。在中国，青铜器物的铸造和使用也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在张光直看来，这也是中国文明发端的时间。张光直本人致力于研究青铜器，其主旨本来就在于了解“中国的历史是如何开始的”，而“中国青铜时代这个概念与古代中国文明这个概念之间相合到几乎可以互换的程度”。
城市、文字、青铜器，它们是从不同角度来界定文明的。这些要素无论是单独一个还是合在一起，都不足以界定初期文明。二里头文明迄今没有发现文字，玛雅文明只有极为零星的青铜器。而且，整个文明起源的讨论都基于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区别，这一区别背后隐藏着文明与原始—野蛮的伦理评价，当史学努力减少评价性，这一区别本身就显得可疑了。当今主流史学更多把石器制造、青铜器和铁器的铸造视作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说到底，为什么使用石器意味着不开化而铸造青铜器就是文明呢？于是，石器的制造和使用也被视作文明的一种形态，从而产生了“新石器文明”这样的概念。“文明”于是完全成为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文明起源”的讨论于是也随之沉寂。

三、国家、文明、文化
虽然文明一词如今的史学用法大致摆脱了这个词的伦理含义，但史学最初引入文明这一概念的时候，明确地承袭了这个概念的伦理含义。文明概念是裹在一整批启蒙时代特有的观念进入史学的，其中最突出的是线性进步观和普遍历史的观念。文明标志着一套人类向之发展的普世价值，每个国族处在这个进步过程的不同阶梯之上。在文明的阶梯上，欧洲人遥遥领先，与之相对照，西欧之外的国族则处在未开化或半开化的状态之中。这是启蒙时代欧洲史学界的一般认知，也是此后把文明概念引入自身文化的学者所广泛接受的认知。
史学最初引入文明这一概念的时候也正是欧洲民族国家成形之际，与之相应，国家——而不是王朝之类——成为近代史学研究的基本单位。然而法国、英国、德国之间固然有种种区别，但这些国家都是文明国家，它们组成了一个更大的历史单位。“文明”这样一个更广泛的概念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超国家的研究单位：西欧文明。汤因比曾阐论说，近代国家体系形成之后，国家是历史研究最方便的单位，然而，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都与周边国家的发展纠缠在一起，不一定有明显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在欧洲国家里，英国的独立性和独特性最为突出，但英国历史与法国、斯堪的纳维亚等国族的历史难解难分。相比之下，英国所属的欧洲文明的边界就清楚得多，更适合作为“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历史研究范围”。
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文明，文明这个概念不仅适用于谈论近代西方诸国，实际上更适合谈论其他的超国家地域。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国家是一种很晚才出现的实体，即使在西欧，国家到近代才边界分明，在讨论这些地区的时候，在讨论古代史的时候，文明概念往往比国家概念更加适用。总之，史学需要一个比国族更广大的单元，于是，此后在史学里，文明的用法逐渐定型。就像一个国家一样，一个文明也指称一个时空范围里的实体。一个文明体虽然并不是对外部绝缘的，但它拥有相对很强的独立性和独特性，一个文明体里发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该文明体自身的特性得到说明，一个文明体即使经历剧烈的改变，仍然很可能维持其特定文明的同一性。
文明有一个姊妹概念，文化。有些词典里“文明”的第一释项简简单单就是“文化”。这两个词的来源也互相映照，“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像文明一样，“文化”现在也有两大宗用法：有时候说的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等等；有时候则指称某种群体生活方式，如龙山文化、宋朝文化、高山族文化。
文化和文明两个概念如此相近，以至于常常可以换用，例如，良渚文化也可以称作良渚文明。不过，文化体通常指称小于文明体的单位。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各自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单元。史家常说到苏美尔文明或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与之相对的则是欧贝德文化、乌鲁克文化等等。无论是就空间尺度上还是就时间尺度上都可以说，“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山西有十分独特的文化，但我们不说它有独特的文明；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发生了剧烈改变，但我们不说中国文明发生了改变。
我们有时从地域上说到一个文明体，如苏美尔文明、地中海文明、中华文明、玛雅文明；有时则从时序上命名这样一个更广大的单元，如史前文明、古代文明、现代文明。地域命名很可能已经包含了时序在内，苏美尔文明是古代文明，地中海文明则晚一个时期。为了分辨得清楚，名称可以时序+地域，如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现代西方文明。文明体有时与国家重合，例如，人们既谈论波斯帝国也谈论波斯文明。不过，从空间上说，文明体通常大于国家，我们谈论欧洲文明，一般不说法国文明；从时间上说，文明体通常比国家长久，伊朗地区先后建立过不少国家，它们都属于波斯文明。
从内涵上说，国家观念偏重政治—经济—军事，文明观念则更多凸显观念—精神层面而非物质层面，福泽谕吉所说的“广大群众的精神发展”庶几近之。宗教是连接人群观念—精神生活的一种主要方式，所以，用宗教来命名不同文明是很自然的，例如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等。“基督教文明”这样的名称不含时间地域，但它实际上主要指6—15世纪的欧洲文明，其前有古希腊—罗马文明，其后有现代西方文明。基督教今天广布世界各地，是信众人数最多的宗教，但通常不再被视作一个单独的文明体，因为现在信仰基督教已经不是连接相关人群的主要方式了。